法官給人的印象是鐵面無私，似乎都是板著臉的。可我幫教過的很多失足少年都叫我“法官媽媽”，一看到他們，無私鐵面立刻變作一副軟心腸，還會忍不住掉淚。
今年兩會，我和去年一樣，一口氣購買了500多個紀念封，從北京人民大會堂郵局寄給那些我曾經幫教過的孩子。作為案件主審法官，我想盡辦法幫他們修復家庭關系，邀請他們和家人參加少管所的父母融合教育活動。看到他們刑滿釋放后，重新融入家庭生活、回歸社會，我十分有成就感。
可我有時候也有挫折感。有一次，我列席廣州市人大會議，不少市人大代表知道我是少年庭的法官后，紛紛來到我面前，訴苦說孩子染上了網癮，送去社會上那些戒癮機構又不放心，到底該找誰？我被問得一激靈：看起來我是專業人士，可當時卻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回去后，我反復回想，不停地翻過去的案卷。我發現，我22年來審判的4000多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大部分都肇始于各種心理問題。但讓家長苦惱的是，當發現孩子存在心理問題或不正常的思想傾向時，不知道該找誰，不知道用什么科學的方法來處理。事實上，放任自流或者高壓對待，往往容易把孩子推向反面。
“作為人大代表，是時候多做點事了。”我對自己說。
2018年一整年，我走進廣州市大中小學校、基層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區等，宣講了27場，每次講課中，都會征求對于未成年人保護以及預防犯罪方面的意見建議，再結合少年家事司法綜治情況，進行更深入的調研。今年2月12日，春節后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到廣州市青年文化宮走訪12355廣州青少年服務臺，為今年的建議做更扎實的調研。
凝練資料、總結提升，我在去年的基礎上，形成了這份更有針對性的建議——構建青少年權益保護與犯罪預防一體化處理機制。
一個未成年人背后就是一個家庭，這么重要的事，不能沒人管，或者各管各的。就像打排球一樣，兩個球員距離太遠，球正好落到空當，不知道該誰去接，而這個空當恰恰是最容易出問題的。我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未成年人工作的專門機構，統一接受社會的求助，然后進行研究、評級、分發，屬于咨詢類的交給親子輔導機構，問題嚴重的轉交心理醫生或特教教師；此外，還要對各個部門、機構的工作進行追蹤、監督，確保問題青少年有人管，有正確的路徑走。
在今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中，我期待將學生定期的心理健康體檢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像身體體檢一樣作硬性規定，形成一人一檔、一路跟隨的心理健康檔案。這樣才有助于及早發現問題，及早干預，幫助未成年人保持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