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力，體現了一個城市真金白銀的硬實力，決定了這個城市在城市建設、民生支出、契稅優惠等方面的投入，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財力的直接體現就是地方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2018年，有22個城市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了700億元，有15個城市超過了1000億元，其中位居前十的分別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蘇州、天津、杭州、廣州、武漢和南京。
而這一位次排序與城市的經濟總量、行政級別、財稅體制等有著密切的關系。
15城超1000億元
22個財力超過700億元的城市中，有14個來自東部沿海地區，6個來自中西部地區，2個來自東北地區。
此外，這22個城市包括了北京、上海、重慶、天津4個直轄市；深圳、青島、寧波、廈門、大連這5個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還有杭州、廣州、武漢、南京、成都、鄭州、長沙、濟南、沈陽、合肥這10個省會城市。可見城市行政級別越高，財政收入也比較高。
雖然22城中只有蘇州、無錫、佛山這三個城市是普通地級市，但也是目前普通地級市中經濟總量前三的城市。
從省份來看，這22個城市中，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和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各占3個，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和第四經濟大省浙江各有2個。這四個經濟大省共有10個城市入圍，也凸顯了沿海四大省的經濟實力。
22城中有15個城市財力超過了1000億元，比上一年增加1個。新進入“財力千億俱樂部”的城市是無錫。
2017年，無錫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511.80億元，成為繼蘇州、南京之后江蘇省第三個GDP突破萬億元的城市。2018年，無錫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1012.28億元，比上年增長8.8%，不僅增速達到2012年以來最好水平，同時又成為繼蘇州、南京之后，江蘇省第三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超千億元的設區市。
天津持續負增長
財力前10強中，上海和北京依舊遙遙領先。2018年，上海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7108.15億元，比上年增長7.0%；北京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累計完成5785.9億元，增長6.5%，完成年度預算任務。
上海和北京這兩座強一線城市的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此外還集聚了一大批央企、國企的總部以及跨國公司的中國總部，因此稅收收入也最多。
在京滬之外，前10強城市中，天津的位次變化較大，由2017年的第四位降到2018年的第六位。天津也是22城中唯一財力增長為負的城市，為-8.8%。
實際上，2017年天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也是負增長，為-10.4%。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產業結構調整、減稅降費以及財政收入擠水分，做實財政收入。
天津市財政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天津一般公共收入2106億元，完成預算94%。其中，稅收收入1625億元，比上年增長0.8%，占一般公共收入的77.2%，比上年提高7.7個百分點。
天津市財政局分析，當前天津正處在結構優化、動能轉換的戰略性調整關鍵階段，在上年淘汰落后產能、整治關停“散亂污”企業的基礎上，大力培植智能制造、現代服務等新動能產業，落實降低增值稅稅率、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大力清理非稅收入等減負措施，財政收入規模相應下降，質量結構有所優化。
對于2019年，天津市財政局分析，當前天津正處在戰略性調整陣痛期，動能轉換的任務十分艱巨。財政運行存在較大壓力和挑戰，新老減稅清費措施疊加將產生較大減收，傳統優勢產業稅收增長乏力，新動能稅收支撐能力不足。
因此，2019年天津的目標是，在持續大幅清費減負的同時，一般公共收入預算1980億元，降幅收窄至-6%左右。其中，稅收收入預算1738億元，增長7%；非稅收入預算242億元，下降49.8%。
除了天津，重慶市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0.6%）也幾乎為零，其中非稅收入下滑，收入質量得以提升。
在天津、重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財政質量等因素使得財力增速放緩的同時，杭州、南京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大幅增長，兩市的增速都超過了15%。尤其是杭州，在2016年趕超廣州上升至第7位后，已經連續兩年增速領跑。2018年，名義增速更是達到了16.44%，高居第一。若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2019年杭州地方財力有望趕超天津，名次繼續提升。
不光增速快，杭州的稅收質量也很高。數據顯示，2018年杭州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稅收收入1651.21億元、非稅收入173.85億元，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為90.5%，稅收收入占比保持副省級城市首位。
今年的杭州市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8年杭州深入實施“一號工程”，電子商務、云計算與大數據、數字內容、信息安全等數字經濟優勢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未來產業蓬勃發展，全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預計3320億元，增長15%左右。
財稅專家、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系教授林江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杭州這幾年在阿里巴巴的帶動下，信息經濟產業快速增長，進而吸引了大量服務業人才、中高端人才從全國各地集聚到杭州。杭州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恰恰是杭州電商、互聯網產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體現。
影響財力的因素
影響城市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經濟總量、經濟增速是首當其沖的原因。
經濟總量靠前的城市，財稅收入也會比較靠前。比如15個“千億財力”城市恰好都是“GDP萬億俱樂部”的成員。
2018年，隨著寧波和鄭州的加入，我國共有16個城市進入到GDP萬億俱樂部的行列。在這16個城市中，僅有長沙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尚未進入千億行列。不過，長沙目前的財力水平位居第16位，成為距離千億財力大關最近的城市。
經濟增速方面，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經濟增速下滑時，財政收入也會受影響，比如上述提到的天津和重慶。
再比如佛山，按照2018年佛山市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的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佛山市去年的地區生產總值有望突破萬億元，但最終還是差了臨門一腳，GDP為9935.88 億元，增長6.3%。
作為工業制造業大市，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佛山的經濟增速也有所放緩。數據顯示，2008年，佛山GDP高居全國第11位，排在武漢、成都、南京等大區中心城市之前。但2018年，佛山GDP總量被鄭州超過，退至全國第17位。去年佛山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703.14億元，同比增長6.32%，排名也從2017年的第19位退至第22位。
此外，城市的產業結構、行政級別、財稅體制等也是影響財力的重要因素。
從產業結構來看，一般來說，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的教育、醫療、文化、交通等公共資源更好，能夠吸引較多企業去設立企業總部或者區域總部，以及吸引很多中高端人才的流入。因此，這些城市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而由于第三產業稅收占比相對高一些，財稅收入也會比較高。相比之下，以制造業為主的普通地級市的稅收占比要低一些。
財稅體制的影響也十分明顯。四大直轄市和深圳、廈門、寧波等計劃單列市等，因為財稅體制上直接與中央分成，所以自身留成比例高。比如，廈門的GDP在全國僅位居第50位左右，但財政收入卻高居第17位。
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在上交中央財政的同時，還要上交省級財政，所以留成比例要低不少。在這種情況下，城市所在省的區域發展均衡情況，也會對城市的財力產生較大影響。如果所在省的區域發展較為均衡，那么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壓力就會小很多，作為發達中心城市，上交省級財政的比例也會小一些。比如杭州和南京所在的省份，區域發展相對均衡，這兩個城市的負擔也會小一些。
相反的，如果所在省的區域發展差距較大，那就需要更多的省級財政來轉移支付，幫助省內欠發達地區，尤其是在省內有計劃單列市的情況下，一些省會城市、經濟大市就要做出更多貢獻。
這其中的典型就是廣州。經濟總量排名第4位的廣州，其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排第8位，在杭州之后。但這不說明廣州的經濟發展不如杭州，或者說廣州的GDP含稅率不如杭州。事實上，廣州每年產生的財政總收入要比杭州高了近一倍。
2018年，廣州的財政總收入合計6205億元，其中約四分之三要上交中央和省，自己只留下約四分之一。而同期杭州財政總收入3457.46億元，僅為廣州的56%，但杭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25.06億元，比廣州高出193億元，自留的比例達到了53%。也就是說，廣州本身產生的財政收入并不少，但自留的比例比較低。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表示：“需要廣州扶持的是一個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很多的粵東西北地區，它們需要大量的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來支持。此外，計劃單列市深圳不用上交省級財政，因此廣州的壓力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