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地認識節氣文化

□ 李言統

2016年中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正式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二十四節氣在中國民俗文化研究中占據了較為顯赫的地位,并逐漸成為這一時期的學術熱點。它是中國人基于生產、生活經驗而形成的時間知識和實踐體系,是人作為自然與文化的共同體,對自然宇宙和生命節律的深刻體認。它與禮樂文化結合,給民眾社會生活賦予了豐富多彩的民俗內涵,并不斷通過飲食、儀式、社交、娛樂、養生、保健等顯著性的民俗“事件”,越來越多地嵌入當下的民眾生活。

霍福筆下的《二十四節氣與禮樂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全文七章四十余節,共二十九萬字,是一部二十四節氣與禮樂文化結合系統論述的著作。

本書突破以往民俗主體的理解局限,探尋“事件”背后的文化內涵。以往對民俗主體的理解,不管是學術研究還是非遺保護實踐,經常在上層與下層、精英與草根、官方與民間的二元結構中,總是不假思索地導向下層、草根和民間普羅大眾。在這種情境下,國家在場自然而然被屏蔽。

然而任何民俗文化,都是國家和民間社會長期發展過程中不斷互動和相互影響的結晶。二十四節氣和中國禮樂作為中國傳統的制度設計乃至一種意識形態,對于民俗的化成具有深遠的影響。

作者正是意識到這些,才將二十四節氣與中國禮樂文化并置,探究其內在的演繹和發展特性。他認為二十四節氣是古代的一項偉大發明,這套時間制度數千年來深刻影響著傳統中國社會。

在此過程中,以節氣(歷法)等為紐帶,在上下層文化之間建立了“以上率下”和相互依存的文化關系,由此產生了特殊的文化內聚力。進而,作者提出“節氣文化圈”理論,認為“節氣文化圈往往涵蓋一個或若干個民俗文化圈,不同的節氣及其物候特點,往往會形成不同的民俗文化生活”。

根據中國節氣制度設計與各地文化的差異性,作者點面結合,將地方性的細致描述與整體性論述巧妙結合。如關于民間俗諺“冬至大如年”,作者例舉了民國時期江蘇吳中人、郡人冬至盤、冬至夜、節酒、享先、掛像等儀式,生動展示了“冬至大似年”“冬至長于歲”“肥冬瘦年”等地方性知識。

從結構上看,作者從節氣的源起與傳播起筆,囊括了節氣的基本內涵,節氣與傳統秩序、日常生活、人生禮俗、農耕生產、指證及啟示等內容。

作者認為,自周代以降,“禮樂治國”模式成為歷朝歷代的根本遵循,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國家治理的根本途徑和方法。由此,禮和樂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兩大基石。節氣指證著禮樂文化傳統,建構著禮樂文化語境。全書正是基于這個邏輯前提,層層推演,將節氣文化作為國家制度建構的重要策略,在寬闊的視野和龐雜的材料中,顯幽發微,抽絲剝繭,刷新觀點。

在論述國家傳統和民俗日常生活關系時,作者認為“上層在節氣日安排國家祭祀,傳承禮樂文化;在民俗文化中,節氣調適并規范著熟人社會中的人際關系,構建地方傳統,維系地方秩序,成為地方性知識的重要表述內容”“對于民眾而言,如果沒有雅樂教化和禮樂文化語境的規范,雖然生活上富足卻在文化上找不到根(即歸屬感),內心依然會躁動不安寧”。

資料豐贍,史論結合也是本著的亮點。作者系統梳理了二十五史及各地方志資料,將材料和觀點完美結合,將客觀的描述與專業知識巧妙地銜接了起來。

作者認為,節氣形成于上層,官方通過“敬授民時”來指導下層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其中物候經驗的觀察最初可能形成于下層,最終被上層所采納。于是,節氣與物候緊密結合,從而建立了一套認識天、地、人和自然界變化規律的完整的知識體系。

本書不尚空言,論必有據,博觀約取,推陳出新,體現出作者嚴謹學風。本著中,節氣與禮樂的結合,無疑是難點,但也成了它的出彩點。作者在寫作時利用民俗學的文化分層理論,恰好有效規避了一些深奧難解的專業知識的糾纏。

作者在前言中寫道:“對于節氣文化的認識,我覺得應該關注國家傳統和民俗生活兩個層面,才有可能得到較為完整的理解。”這類難點處的行筆,謹慎卻不拘謹,從宮懸雅樂傳統到度量衡秩序,國家法治秩序到地方民俗秩序,作者舉重若輕,張弛有度,顯示了行文嚴謹又不落俗套的文字駕馭和寫作功力。

(作者系韓山師范學院教授、廣東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嶺東民俗與非遺傳承研究中心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