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映射新時代中國文化政策轉型的路線圖——《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辭典》述評

步入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文化主管部門以積極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這一新型遺產概念為先導，從立法、技術、行政和財政等政策渠道多方面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治理新時代。這一進程與中國于2004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簡稱《非遺公約》）的國際合作機制以來積極推動地方、國家的制度化建設交相同步。因而，我們可以在整體上將這二十多年的歷程理解為新時代中國文化政策朝向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簡稱“兩創”）的關鍵時期。《管子·輕重己篇》有云，“夏至而麥熟，秋始而黍熟。”近日，崇文書局正式發行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辭典》（以下簡稱《大辭典》），正是實踐這一政策轉型的標志性成果之一，也是長期耕耘于非遺保護領域的多元行動方向即將在金秋十月召開的黨的二十大的一項鄭重獻禮。

《大辭典》由前言、凡例、目錄、正文、索引和附錄六部分組成，共計6636個條目，320萬字。從編纂體例上看，正文分為基本理論、制度機制、實踐活動、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五大部分。這一依類結構的內容安排從整體上“均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視角構思”，舉凡概念術語之闡釋，制度機制之解說，實踐行動之概總，代表性項目之撮要，傳承人事跡之敘講，皆體現了“科學性、權威性、專業性、實用性”并重的編纂方針。這里，我們僅結合“前言”中反復強調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這個關鍵定位來理解這部工具書之于中國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的當代意義和實踐價值。

——以政策為導向提供非遺本體知識體系的概念工具

盡管非遺這一新概念的普及和推廣僅有不到20年的時間，但非遺保護乃是一個立足當下、連接過去并朝向未來的動態過程。“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此乃非遺理論研究與保護實踐協同發展的必然趨勢。《大辭典》的編纂工作一方面需要對接非遺保護這一國際化的多學科互涉領域，另一方面也要體現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默會知識及其多層面的文化義理，從詞目厘定到詞條釋文，匯總、規范并豐富了在這一政策領域激增的概念、術語和專用語匯，可謂集大成之作。這部辭書始終以立足于傳統而致用于當今為目標，在編纂工作啟動之初就以自覺擔承起闡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雙重目標為己任，舉六年集體協作攻關之努力，不僅彰顯了中國56個民族的非遺實踐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內生性聯系，也從人類性的宏闊視野展現了保護存續于主權國家領土上的各種非遺項目對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促進不同文化間對話和激發人類文化創造力的政策框架和知識圖景。

以文治化，天下文明。“基本理論”部分基于文化研究的概念或術語解釋，對充滿活力且不斷擴展的遺產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指南。這個部分共收入188個詞條，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這一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為指引，從國際與國內的雙重互補視角考察了若干遺產概念緣起的文化政策背景，歸總了中文語境中特定術語及其語用迻譯或曰本地化表述的學理依據，進而通過對舉遺產領域的關鍵概念，對與非遺保護事業密切相關的核心術語進行了系統化歸集和定向清理。編委會精心挑選的基本概念，從文明、文化、文化認同到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民族文化、民間文化、地域文化等，這些概念主要源于文化研究這一學科互涉領域，既有全球范圍使用的概念工具，也有中國特色的自主性術語，但都與非遺保護工作中普遍使用的關鍵詞、核心術語、知識單元密切相關，有助于形塑相關行動方共同遵循的話語系統和工作語匯。

自《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通過以來的五十年間，有關“遺產”的各種定義層出不窮，這種表述上的繁盛實質上遮蔽了概念之間的種種頡頏，也極大地影響了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社會乃至主權國家對遺產的分類、認知、保護和管理方式。《大辭典》采用文化政策領域的循證方法來統合“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定義的國內法與國際法，同時通過交互參證相關的國內外法律法規、公共政策、制度機制和行動領域，力圖同時解釋這一全球現象，由此引導讀者從不同的文化公約進入遺產分類的國際承認和國際理解進程。比如說主編王文章撰寫的“文化遺產”“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詞條，依據國際法的界定進行了對舉，以法律文書為依循，從概念上厘清了“文化遺產”的政策語境及其廣義與狹義之分。與此同時，該工具書還分列了由相關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專業委員會主導的其他遺產保護計劃或工程，涉及文獻遺產、農業遺產、工業遺產等行動領域，由此也在不同的政策對比和法律矩陣中彰顯了非遺保護的循證知證決策過程，同時闡明了結合中國自身國情發展自主性概念工具以統攝非遺本體知識體系的重要意義。

盡管人們對這些概念、術語和語匯的理解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但《大辭典》力圖完成的中心任務是在學理層面聚焦使用既符合國內法又向國際法看齊的核心概念和政策語匯，理解并傳達如何確保非遺這宗活態遺產的存續力，這一基本向度事關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和代代相傳的默會知識和本地實踐，而如何界定并描述“不可觸摸的”非遺實踐，則須結合國情并立足當下，做到深入淺出、化繁為簡。誠然，有的概念超越了辭典體的簡短定義，或對每個概念進行了擴展式討論，但將其置于文化研究的學術史和理論方法論背景之中，有利于探索非遺保護及其政策語境中的專門化語用含義，亦實屬必要。因而，大辭典列出的基本概念和專用術語概括了諸多關鍵詞的基本定義，為從事非遺保護的專業人員和熱愛非遺實踐的普通讀者提供了必備的理論常識和非遺知識。

——以中國當代文化治理的基線行動建立自主性話語體系

從“如何申遺”回歸“如何保護”的話語實踐，立足于文化政策和遺產管理的立場處理保護與“兩創”的關系，同時基于建設新時代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學科體系的知識生產、管理和服務等多重訴求，從文化政策切入法律、技術、行政和財政的一般性保護措施到將非遺保護納入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主流，成為《大辭典》編纂工作的一個基本導向。

《大辭典》第二部分“制度機制”共收入99個詞條，從國際法到國內法，從機構組織到名錄體系，從分級管理到制度化建設，將非遺保護的基線行動即以遺產項目的確認和界定為始端，延展至符合中國自身國情的多重保護舉措，彰顯了政策、法律和法規之間的層級關系，以及在不同行動方之間建立起來的功能互補型協作網絡。因而《大辭典》從國際、國家和地方層面提供了有關制度機制的連貫性和多樣化的分層描述，集中對國際法和國內法采取了溝通并聯的多重敘事方法，有助于廓清非遺領域的法律、政策、制度和基線行動的循證路線和知識生產進路。基于闡明文化政策制定的編纂理念，2003年通過的《非遺公約》和2011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簡稱《非遺法》）不僅可以而且應該被理解為規范性文本和通約性話語，還可以從中抽繹出中國特色的制度化建設方略（如調查制度、代表性項目名錄制度及傳承與傳播制度），賦予文化治理過程和結果的循證知證決策及其實踐涵義，有助于闡明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的互動意義、運作機制和影響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的各種制度化措施。因而，這部分的詞條對任何從文化政策視野進入非遺保護的行動者來說都是舉重若輕的一個“路線圖”，有助于理解“非遺中國”之于“文化中國”的內生性敘事關聯。

非遺世代相傳，且始終處于不斷再創造的演進過程之中。有關非遺及其保護的認識和實踐亦須與時俱進，且因地制宜。當今中國，在非遺保護的實踐上既是多樣化的，也是在地化的，不僅涵蓋了廣泛的行動領域，還創制和應用了符合多民族中國文化現實的保護方略。“實踐活動”部分共收入72個詞條，覆蓋了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兩大基地”（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保護研究基地）、“四大工程”（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程）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行動方式、實踐范型和重大事件，包括對非遺研究產生過重要助益作用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和系列專題論壇，以及重要的節會、展會及標志性出版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非遺保護傳承，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推出一系列政策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各地考察調研時，對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批示，為做好新時代非遺保護傳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為有效實施《非遺法》和《公約》，則依賴于對國內法和國際法的理念、措施和機制的深刻認識和會通理解；與此同時，隨著非遺保護這一文化事業的持續發展，各利益攸關方或稱多元行動方的網絡不斷擴大，非遺本體知識的系統化梳理、規范化傳播和服務型管理越來越不可或缺。因而，《大辭典》的編纂以政策導引和能力建設為優先考量，為建構中國非遺本體知識體系并提升其管理服務的可得性、可用性和功能性作出了積極探索，功莫大焉。

——以釋解活態性傳承強化以人為本的過程性保護

2006年以來，國務院前后公布了五批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名錄，尚無專書匯以釋之。今有《大辭典》出版，庶以“引詞”方式包舉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含擴展項目），共計3102條，占全書詞目總量的46.75%。《非遺公約》將非遺領域分列為五大領域，而國家級名錄則按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十大類別進行詞目歸集，體現了符合中國自身國情的非遺本體知識分類策略與敘事方法；每一類別的詞目以時間為序，詞條的釋文則以條目界定、入選國家級名錄的批次、分布區域、歷史沿革、技藝特點、主要價值、傳承情況等維度加以高度概括，呈現了全國各地、各民族活態遺產的流布格局，可為歸類不同卻有互涉關聯的保護行動形成交互參考。

這部分的詞條同樣基于循證依據，且不拘辭書類舊格，從知識匯集到分類編排，從詞目厘定到定性敘述，將存續于全國各地的代表性活態遺產呈現于以遺產項目引詞的編纂模式之中，而非遺保護之深意也通過遺產項目的代表性、當下性、共享性、實踐性和多樣性加以界定、表述和闡揚，便與主要以釋“名”或釋“物”的《辭源》《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等綜合性辭書區別開來（比如從詞條的定性語看，《辭海》第七版的“剪紙”“刺繡”等落到了“工藝品”上，而“史詩”“阿詩瑪”等則落到了“文學作品”上），凸顯了這部工具書旨在強調非遺作為活態遺產及其基本屬性的指南性參考價值——正是從過程性實踐特征入手，在詞典學編纂工作中超越了“名—物”的傳統釋文模式，亦屬首創之舉。更為重要的是，沿著這些詞條進入保護行動的落地實施，便為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形成共同保護的國內合作機制，超越遺產項目的屬地管理和資源競爭，切實開展經驗交流以回應問題和挑戰創造了更多的相關性和可能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則“取決于那些一代又一代將其傳統、技能和習俗的知識傳遞給社區其他成員或其他社區的人”，也就是承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相關社區、群體和個人；一則取決于“過程”，即“保護的重點在于世代傳承或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涉及的過程”，而非作為結果的“產物”（教科文組織《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2011年）。中國特色的代表性傳承人認定制度一直是非遺保護領域和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大辭典》收錄了五批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同時盡可能地增補了部分傳承人代表，包括工藝美術大師、民間藝術創作研究員、省級傳承人，共計3175條，約占詞目總量的47.85%。作為人物類詞條，不飾華言，不騁繁文，大多僅以數百字的釋文便為讀者摹繪出鮮活的當代人物群像，而從傳承人基本信息展開其師承譜系、傳承實踐、主要成就和生平事跡，也頗有“講故事”的言語風格，與一般辭書中的人物類詞條及其釋文也有截然不同的旨趣。

今天看似突然激增的非遺“新知識”，實際上源于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創造力。傳承人始終是非遺保護進程中最為活躍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名字背后承載著各民族世代相傳的默會知識，凝聚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像譚振山、桑珠這樣的口頭文學演述大師，既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故事講述家，也是社區教育和生活實踐的精神導師，更是整個社會的榜樣。在這個快節奏的信息時代，如何讓國人走近、了解并尊重傳承人及其所在的社區和群體，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資源庫來型塑文化對話的人物、時空、實踐和事件。《大辭典》收錄的傳承人詞條，將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寶貴資源：沿著大師們的腳步，喚醒民眾的文化自覺，點燃精神世界的火花，將傳統實踐的當代意義注入到非遺保護事業的進程中，以實際行動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保護理念。

翻查《大辭典》的最大收獲或許并不是直接去查找核心概念或關鍵術語，而是一冊在手便有機會接觸到以前并不熟悉的非遺實踐及其照亮的知識“盲區”，尤其是那些至今依然鮮為人知的代表性傳承人會引領著我們進入非遺領域的諸多“陌生地帶”。就筆者的初步檢得而言，就有許多的新知識、新發現和新體認：隨著一個個頁面的打開，便會在字里行間延展開來的“文化旅行”中生出“學問在民間”的自反性思考。通過對全國各地、各民族非遺實踐及其傳承人的橫斷面掃描，這部辭書闡明了無論我們源自哪里，我們世代傳承的非遺實踐是如何通過時間和空間的交錯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同時也印證了國家內部的文化多樣性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貢獻。

——為推動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再上新臺階提供專業支持

當前，中國非遺保護工作正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在今年8月召開的2022年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期間，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強調，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非遺保護傳承工作重要論述精神，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推進《“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落地見效，推動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再上新臺階。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在文化政策領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提供多學科乃至跨學科專業支持尤顯重要。

自王文章主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2007 年首版，2013年修訂）問世以來的15 年間，國內非遺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各類學術成果不斷涌現，相關學科變得比以前更加互聯。從2018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改版上線，到2021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創刊和教育部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納入相關高校本科招生專業目錄及研究生學位教育自主招生范圍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話語系統正在走向成熟階段。《大辭典》的編纂和出版，在全面繼承《概論》的理論框架和學術思考的同時，從理論到方法論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尤其是匯集了國內外非遺保護領域的概念術語、制度機制、行動方略，從話語、文本、過程、實踐、研究等多個向度為全面建構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知識體系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案例。

《大辭典》的出版對日趨國際化的“遺產研究”作為一個多學科互涉領域的興起提供了一種臨界性的知識譜型。這是對非遺保護在當代社會中的功能、意義、賦值進行廣泛涉獵的一次總結和概括，特別是關注到了21世紀以來遺產全球化帶來的國家文化政策演進和本地化實踐的轉型。圍繞“非遺”和“保護”兩個核心定義而發展起來的以人為本的過程性實踐，為中國非遺保護鍛造了一個逐步豐富的“工具箱”。因而，這部結構有序、界定清晰、釋文簡明、查閱方便的專科辭典得以面世，可謂正逢其時，這與主編王文章領銜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非遺研究團隊20多年來的不懈努力不可或分，也有賴于國家社科基金和崇文書局的鼎力支助。

綜上所述，這部全新的辭書資料豐贍，從多方面實踐了文化政策領域的循證知證研究方法，多有創獲之見，倘若發現有若干遺珠也在所難免。例如，在“基本理論”和“制度機制”部分，多處述及文化或文化多樣性，但未能納入國際文化政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文獻，如《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1982年）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年）。在“保護”所涉詞目中分列了《非遺公約》提出的九項具體措施，卻忽略了與“保護”這一概念密切相關的“存續力”及其面臨的“風險”和“威脅”等關鍵詞。這些術語在晚近的非遺保護領域被越來越多地使用。總之，瑕不掩瑜，《大辭典》堪稱映射新時代中國文化政策轉型的重要坐標，也是全面記錄中國非遺保護實績的里程碑，當在非遺保護各行動方的書架上找到一個固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