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克孜爾石窟何以成為中國影響廣泛的石窟遺存？

中新網烏魯木齊6月26日電(王小軍 龔喜杰 石雙)昔日的克孜爾，除了荒蕪，還是荒蕪；今日的克孜爾，綠意濃濃，鮮花盛開。在盛夏的高溫中，走進克孜爾石窟，河水潺潺，涼風習習，燥熱仿佛一掃而光，浮躁似乎被風吹走。仰頭望去，鳩摩羅什雕像在高臺之上，越過時間的塵埃，臉上洋溢著笑意……

克孜爾石窟前靜立的鳩摩羅什塑像。　石雙 攝

天山腳下藏瑰寶

克孜爾石窟坐落在新疆拜城縣克孜爾鄉東南7公里處。石窟內，349個洞窟中有編號的269個，呈東西走向，在綿延約1.7公里的卻勒塔格山崖體上分層錯落分布，并按山勢自然走向，分為四個石窟分布區域，即谷西區、谷內區、谷東區和后山區，遺存約16000平方米壁畫和部分彩繪塑像，以及多處窟前建筑構件遺跡。

這個開鑿于公元3世紀的石窟，停建于公元8-9世紀，衰落于公元13世紀中葉，延續時間之長不但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各國也是絕無僅有的。

新中國成立后，克孜爾石窟得到了保護。1961年，克孜爾石窟被列為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克孜爾石窟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9年，克孜爾石窟成功創建國家4A級旅游景區。

克孜爾石窟內殘存的壁畫。　石雙 攝

獨特石窟傳東西

作為中國新疆現存最早、規模最大、洞窟類型最齊備、影響廣泛的石窟遺存，克孜爾石窟以獨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畫風格，明顯揭示出佛教文明向東傳播的歷史軌跡，以及在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過程。

克孜爾石窟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龕窟、異形窟洞窟類型及由上述洞窟類型組合形成的多種洞窟組合形式。

最具特點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中心柱式的龜茲型窟是克孜爾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創新，系在石窟中央鑿出一方形柱體，象征著佛塔，主體正面開龕，內置佛像，有坐佛、立佛和巨大的臥佛。可惜的是，經過各種盜挖和破壞，如今很多佛像已不再，大多只留下空空的佛龕。

當地人非常聰明，他們一方面保留著佛教發源地的一些特色，把佛塔作為禮拜的中心；一方面又融合當地砂巖的結構特點和游牧民族的喪葬習俗等，在中心柱上開龕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雙重功用，并使中心塔與窟頂相接，起到支撐柱作用；同時區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蔥嶺以西所沒有的中心柱式石窟，故而稱龜茲型窟。龜茲型窟顯著影響了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區的龍門石窟、云岡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在這些地區的石窟中，都能找到龜茲型窟的影子。

大像窟也是禮拜用窟，一般無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克孜爾大像窟是世界同類洞窟中現存開鑿年代最早者，以第47窟為代表的6處石窟內置有大型立佛，佛像均高10米以上，稱為大像窟。這種在洞窟內雕塑大佛的傳統對新疆以東地區石窟的開鑿產生了重大影響。

克孜爾石窟的雕塑藝術也非常獨特，主要以彩繪泥塑、木雕、石雕等藝術形式來表現佛、菩薩、天人等佛教內容，與石窟建筑和壁畫融為一體，烘托出清凈、莊嚴的氛圍。在藝術表現與風格上以本土和中原藝術為基礎，融合犍陀羅、笈多及薩珊波斯藝術的特點，形成了獨特的龜茲雕塑藝術風格，曾對中國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及中原佛教造像產生了深遠影響。

目前，克孜爾石窟遺存下來的雕塑較少，主要是彩繪泥塑，也有少量木雕，如1907年至1914年間德國探險隊掠走的彩繪泥塑頭像、人面像身塑像、木雕伎樂和木雕立佛等(這些作品目前藏于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克孜爾石窟寺陸續發現一些殘破的泥塑頭像，在克孜爾石窟新1號窟右甬道外側壁則發現了一軀立像下部，后室發現一頭部已損、軀干尚存的涅槃像，第196窟后室前壁龕內則發現有石蕊像等，留下了珍貴的實物。

克孜爾石窟內殘存的壁畫。　石雙 攝

美麗壁畫述文化

克孜爾石窟是古龜茲人文發展的一部歷史大典，壁畫中所展現的龜茲民族的語言、人種、服飾、信仰以及生產、生活與樂舞活動場景，生動再現了龜茲作為古絲綢之路重要樞紐的昔日繁榮，為已消失的文明提供了獨特見證。

石窟保存了豐富的公元3—8世紀中葉佛教故事畫遺存。其壁畫題材和內容以本生故事、因緣故事和佛傳故事等釋迦牟尼故事畫為主，反映出龜茲地區盛行的小乘說一切有部“惟禮釋迦”的思想。本生故事和因緣故事都約100余種，佛傳故事60多種，佛教故事畫內容之豐富獨樹一幟，被譽為“佛教故事的海洋”。

在第14窟主室券頂，繪有菱格本生故事畫。這種菱形格構圖是克孜爾壁畫典型的構圖形式和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主要出現在禪修壁畫里，其形態是山巒的重疊，后來逐漸發展成以菱形格為基本單元，組合成四方連續的菱格圖案化構圖形式，一座山巒為一個單元，每一個菱形格內繪制一個故事。

直至公元5—6世紀，菱形格構圖成為克孜爾石窟券頂壁畫最主要的構圖形式。菱形格構圖表現的山巒是佛教世界中心的須彌山，既有佛教教義的象征性，又有畫面布局的合理性。這種構圖形式，不僅對石窟空間起到了裝飾作用，還增加了壁畫的容量。

克孜爾石窟壁畫藝術既源于本土的深厚文化底蘊，又對外來文化進行了兼收并蓄和融合。壁畫的色彩結構主要是按照“隨類賦彩”的法則，在人物暈染方面采用了“凹凸畫法”，先用白粉平涂，后以赭石色或橘黃色的鉛丹沿人的身體輪廓線向內漸變式暈染，越向里越淺，表現出很強的立體效果。

多元化的克孜爾石窟壁畫藝術被譽為“中亞藝術發展的頂峰”，對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的敦煌石窟、炳靈寺石窟等石窟的早期壁畫藝術，以及中原地區的古代重彩畫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克孜爾石窟作為絲綢之路承載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匯、佛教傳播進程不可替代的歷史典范，歷經千載，雖然滿目滄桑與斑駁，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與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創造，依然當之無愧地成為造福人類文明和文化藝術發展承前啟后的搖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