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在古代有多火？

明代思想家呂坤曾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讀《百家姓》以便日用，讀《千字文》以明義理。”

南北朝時期，梁武帝差人從王羲之的書法作品里選取1000個不重復的漢字，再命散騎侍郎周興嗣編纂成文，是謂《千字文》。

作為中國古代三大童蒙讀物中的“高階讀本”，《千字文》格式上四字為一句，內容涵蓋天文、地理、社會、歷史、人倫道德等各個方面的知識，對仗工整、音韻和諧、文采斐然，被世人稱作“絕妙文章”。

它誕生于公元6世紀，卻在歷史長河中被爭相翻譯成若干種文字，在各民族中廣泛傳播。迄今已經發現西夏文、回鶻文、藏文、滿文等多種文字版本的《千字文》。如此眾多版本的流行，我們可以想象，《千字文》在中國古代有多火。

西夏人摹仿《千字文》

1038至1227年，黨項人在河西一帶建立起西夏政權。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榮仿照漢字創制了西夏文，緊接著為了推廣新文字，刊布了大量文獻，用西夏文大量翻譯佛教經典及漢文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貞觀政要》等，還包括學習番漢雙語用的《番漢合時掌中珠》。

后來，西夏仿照《千字文》編寫字書《碎金》，全稱《新集碎金置掌文》，將1000個不重復的西夏文編成長達200句、100聯的五聯詩，全詩一氣呵成，中間沒有明顯章節，內容豐富，編排方法和敘事列名的順序明顯受《千字文》的影響。

1909年，黑水城遺址出土兩種《碎金》寫本，可惜被俄國探險隊劫往圣彼得堡，現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1999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碎金》殘片，行楷字體。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文《大藏經》模仿漢文大藏經的“帙號法”(佛經排架的方法)做法，保留了以《千字文》為帙號加以標注的傳統，也就是在每10卷經書題目下分別標“天、地、玄、黃”等字。

豐富而稚嫩的回鶻譯本

已知的回鶻文《千字文》殘片多達12件，涉及4種抄本文本，分別收藏在柏林、圣彼得堡等地。8至15世紀，回鶻作為游牧民族，主要活躍在漠北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吐魯番等地，使用回鶻文書寫。840年漠北回鶻汗國瓦解后，部分回鶻部眾西遷至吐魯番盆地，建立起高昌回鶻，他們在這里接觸了許多傳世漢文典籍，也從漢文翻譯了大量佛經。

《千字文》在吐魯番一帶流傳甚廣，當地一座唐墓里便出土過漢文《千字文》，大約是學生習字本。吐魯番交河故城出土的一件漢文寫本殘片，尾題中記錄著：天禧年十三年歲次辛未，交河一個名叫勝泉都通的回鶻人閱讀了《千字文》。

鶻本《千字文》譯者采用直譯、意譯、音譯相結合的方法，甚至為了方便讀者，直接在回鶻文中夾寫漢字，盡力還原漢文《千字文》的風采和原意。

面對漢語博大精深的語義內涵，譯者難免出現失誤，如在翻譯“微旦孰營”一句時，“微”字古義指“如果沒有”，譯者卻理解成了“小”，這種令人忍俊不禁的錯誤偶有發生。

用藏文字母標音的《千字文》

敦煌藏經洞所出的雜寫類《千字文》多達140余件，其中有一份別開生面的文獻，是在漢字的左側附上了藏文的讀音，學界稱之為漢藏對音本《千字文》，反映了藏漢之間在語言文化方面學習和交流的深度。

這份殘卷從“而益詠”起，止于“徘徊瞻”，存53行，每行13個字，除兩行完整外，余均殘缺，第2-44行都附記藏文對音。

學者推測它是在11世紀初寫成的，當時吐蕃人占據隴右和敦煌，上面的注音應當是操藏語的吐蕃民眾為了方便誦讀漢字，用藏文來記錄漢語的發音。如果我們試著將一組藏文對音用字母模擬出來，可以發現“夫唱婦隨”讀成了“pu qon bu sui”，這恰恰符合唐代西北方音的發音特點，夫婦讀成“pu bu”，說明當時當地的古人尚不會發“f”這個音，而是相對應地發成b或者p，這也是“阿房宮”之“房”讀如“pang”的原因所在。

內容齊整、字體纖長的滿文本

清代統治者十分崇儒尚道，不僅大量刊印漢文本經史書，還專設翻書房，將漢文典籍譯成滿文，刻印流傳。康熙年間，翰林院的編修尤珍書寫了滿文本《千字文》。

同其他譯本相比，此文獻的內容相當完整，無漢文對照，字體纖長秀氣，頗具美感。其千字不重樣的字書意義得以彰顯，非常適合用作識字教育，有力推動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在民間的傳播。

滿文本《千字文》后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在文獻《歷朝圣賢篆書佰體千字文》開篇中出現。

1907年，北京振北石印館印行了《新譯蒙漢千字文》，屬于蒙古文、漢文合璧，并用滿文標注漢字音，后被收錄于《清代蒙古文啟蒙讀物薈萃(全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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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輝，中央民族干部學院民族干部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