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明：中華文明自強日新的奧秘是什么？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怎樣的創新精神？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精神和品質？近日，“道中華”就此話題專訪了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院教授曾明。

▲由國家航天局組織實施的嫦娥五號任務，是中國航天迄今為止最復雜、難度最大的任務之一，實現中國首次月球無人采樣返回。由嫦娥五號帶回的科研成果正在助力人類科學進步。

中國古代哲學中的“通變”思想

和“日新”意識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寫道：“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1987年，已經92歲的馮先生撰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

“舊邦新命”是中華文明“亙古亙今，亦新亦舊”的原因，也是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的奧秘。

回望歷史長河，在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的思想演變歷程中，中國哲學的討論范圍不斷拓寬、創造性見解持續迸發；耒耜、石犁、青銅犁、鐵犁、直轅犁、曲轅犁等耕具的更替，見證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力的提高；軍功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的人才選拔制度之完善，讓更多有才之士脫穎而出……

透過歷史的長鏡頭，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在思想、技術、制度等各方面不斷推陳出新。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也正是因為不斷創新，中華文明才能始終保持生機活力。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不是那種割斷歷史與傳統的無根基創新，而是強調在尊重傳統基礎上的革新、創造。在舊與新之間，中華文明展現出明顯的辯證性格，即“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

“新”是儒家思想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儒家經典《大學》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中的“鼎”“革”二卦，“損”“益”二卦，都充滿對歷史文化連續性與創新性的智慧。可以說，尋找連續與創新二者之間的平衡，是儒家思想家時時思考的問題。

孔子也對古經中所蘊含的“時”的智慧做過富有洞察力的闡釋。《周易》記載孔子解答弟子對于爻辭的疑問，其中幾次提及“時”。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見龍在田，時舍(舒)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周易·系辭上》記載：“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周易·系辭下》也記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些古老論述，強調“窮變通久”的歷史演變規律，對中國哲學思想、文化品格的發展與傳承產生了深遠影響。

可以看出，自強不息、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追求“日新”“通變”“及時”是中華文明的鮮明特點。

從國家治理到自然科學：創新無處不在

從國家治理來看。周朝實行分封制，秦朝統一中國后，推行中央集權，在地方采用郡縣制，實行“書同文，車同軌”，推動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創新，奠定了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石。后來，隋唐開創實行科舉制、元代確立行省制度、明代制定《大明律》完善司法制度、清代對邊疆地區“因俗而治”的政策等，都是對國家治理體系的重大創新，不同程度體現了中華文明“變則通”的創新思想。

從思想文化來看。中華民族不僅涌現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孫子、韓非子等聞名于世的思想巨匠，產生了儒、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創作了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經典文藝作品，傳承了格薩(斯)爾、瑪納斯、江格爾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

從自然科學來看，中華文明在天文、歷法、數學、物理、醫學、文學等方面都有偉大成就。比如：中國古歷采用陰陽合歷、南朝祖沖之精確地計算出圓周率、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國的四大發明等等。

今天，中國的科技進步堅持開放包容、互惠共享，不僅服務于本國人民，也造福國際社會。“嫦娥五號”實現地外天體采樣返回，“天問一號”開啟火星探測，“羲和號”實現太陽探測零的突破，“慧眼號”直接測量到迄今宇宙最強磁場……這些科技成就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杰出貢獻，也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生動體現。

回顧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屈辱史和百年奮斗的歷史，為什么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民成功開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究其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尊重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脈絡，同時發揚恪守正道、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歷史文化傳統，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神舟”“北斗”“嫦娥”“祝融”……從一個個命名中，我們可以讀出千年問天的“中國式浪漫”，這既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又彰顯了當代中國人堅定的文化自信。

如何理解其中的精神和品質？我想蘇軾可以給我們答案。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賀詞中，再度引用蘇軾的“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激勵奮進。

“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僅26歲的蘇軾在《思治論》中提出疑問。

而他也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給出了答案：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他寫下“天下第三行書”(寒食帖)與千古雄文《赤壁》二賦；晚年被貶惠州、儋州，依舊樂觀曠達，留下華章無數。

蘇軾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風”，后期“江湖夜雨”。但是不管“大江東去”，還是“明月幾時有”，愜意歡喜還是磨難坎坷，蘇軾始終保持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至難”和“至遠”，在蘇軾心中是辨證的。

是的，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可以由難轉易，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幼樹會成林，溪流終入海。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從“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事不避難、進取無畏是中華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碼。

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經歷了太多風雨坎坷。但是面對任何“至難”，我們始終迎難而上，不得不說與中華民族的進取精神和達觀態度密切相關。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銳意進取、敢闖敢拼的企業家，在科研攻關一線大膽創新、攻克難題的科學家，在鄉村振興熱土上探索經驗、蹚出新路的基層干部群眾……各行各業勞動者大力弘揚創新精神，不斷創造著新的業績。

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保持開拓創新的姿態，激發敢為人先的銳氣，面對困難時“摸著石頭過河”，面對艱險時“殺出一條血路”，我們才能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匯聚強大精神力量，無往而不勝。

【以上內容為專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

受訪者簡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監制 | 楊新華

統籌 | 康坤全 劉佳

責編 | 劉嫻

審核 | 藍希峰

采寫 | 陳海龍

制作 | 胡琪(道中華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