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儒學到生命儒學

作者：王學麗（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知識儒學”在中國儒學發(fā)展史上具有象征性地位，昭示著中國知識分子在對比、攝取、轉化、消融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取得階段性成果，奠定了中國儒家學者在學理層面與世界哲學對話的根基。但從文化發(fā)展視角看，知識儒學禁錮了科學性思維以外的思維方式，使人們過度依賴西方知識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多元精神資源的獲取。基于消解文化危機的需求，“生命儒學”概念應運而生，打破傳統(tǒng)儒學框架，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資源注入儒學知識體系當中，透過生命成長歷程窺見個體獨立價值，是當代儒學新轉向的直觀體現。

知識儒學的發(fā)展及局限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斷探尋新的精神動力之源，各種西方思潮由此大量涌入，西方現代性價值及其獨尊理性的學術傳統(tǒng)對中國學術影響至深。知識儒學代表人物熊十力站在儒家立場上對西方哲學將宇宙與人生二分的做法進行審視、批判，闡明個人生命即宇宙生命的觀點，致力通過將西方科學知識吸納于儒家理論體系，打破中國性命之學與西方科學知識之間的藩籬，建立自明自覺的儒家學問體系。在熊氏研究的基礎上，牟宗三進一步探索，如分別從“綜合的盡理之精神”與“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兩個角度來區(qū)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生命是心、性、倫、制的結合，“仁”的特征更明顯；西方文化生命則傾向于概念性、抽象化的思維進路，“智”的特征更明顯。此外，牟宗三還嘗試以康德哲學作為中西文化對接的橋梁，利用康德哲學體系搭建起儒學的詮釋架構，通過現代哲學的語言及形式對儒學哲學思想作出更清晰的注解，提出應“立乎其大者”來匯通中西。

但從根源上看，牟宗三建構的道德形上學雖將宇宙存有論與人的道德實踐進行串聯(lián)，但其所使用的“仁”與“良知”等概念仍然面臨著理性的詰難。由知識的立場出發(fā)，牟宗三將“仁心之感通”等問題轉化為認知層面的問題，本質上屬于將良知理性化、本體化，這與先儒從天命角度理解仁義的思維方式相悖。當德行問題被定義為純粹的知識問題，先儒提出的良知學說的性質也將被扭轉，既無法用于徹底解決知識問題，也與良知本身的功能法則不符。人的思維與實踐屬于并行不悖的兩個不同層次，在探討理性客觀要求的同時，還需回歸生命成長的過程及其本質，以道德良知與科學理性相結合的視角來判斷問題實質，從而盡可能規(guī)避內在矛盾。知識儒學發(fā)展至今，知識理性的工具價值效應已被完全放大，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價值理性與生命成長本質的意義，因此難以從根源上瓦解現實問題中的良知矛盾，急需以新的轉向破解困境。

生命儒學的起源及轉向

基于知識儒學的局限性，可以窺見儒學發(fā)展與突破的關鍵在于重建“良知呈現”的框架，將儒學的客觀理論與人的主觀體驗進行深度結合，脫離純知識層面的探究，轉為對生命本質的剖析與感知。當代學者霍韜晦倡導儒家知識分子積極“從生命和時代的存在感受中發(fā)掘資源”，在傳統(tǒng)的理論知識學習基礎上主動體悟生命的本質，將知識的運用重心轉移至突破自我、跨越個體障礙層面。這一過程也被霍韜晦定義為“生命成長”的過程，構成了“生命儒學”的起源根基。較之知識儒學的發(fā)展走向，生命儒學更多將視野投放在知識作為工具理性以外的價值層面，引導個體在剖析自我、了解自我的基礎上發(fā)掘自我希望，從而構建起獨立的生命成長橋梁，循著橋梁結構對現實問題進行審視、判斷、反思，最終總結經驗，運用于生命實踐的開拓中。

霍韜晦采用的方法是將“感通”運用于教化之上，即在傳統(tǒng)的體會方法基礎上融入東方文化的方法論，透過現實屏障，觸達“心”的內核，感受生命成長的變化規(guī)律。較之傳統(tǒng)體會方法，這一方法的開闊之處在于將人的行動、感受、決策投入于生命長河當中，使之生成獨立于知識理論的獨特體驗，貫通他人、歷史與天地。生命儒學認可個體存在的獨立性與不可替代性，將生命視為動態(tài)的、真實的、以主體形式存在的，而非可機械推理的、具有統(tǒng)一邏輯的。人的生命之理，更多關乎自身的行動，以及對生命架構的預設。因此，當代儒學由“知識儒學”轉向“生命儒學”意味著人們對于“悟人本心”的根本追求，在掙脫西方文化束縛的同時，回歸東方文化土壤的靈魂源泉，在生命成長過程中捕捉自身真實訴求、找準符合自我認知的思維脈絡，從而建立兼具知識理論邏輯與道德良知標準的行為指向。要達成這一目標，除了對生命成長客觀規(guī)律的正視之外，還需結合主體自身的生命歷程，構建心理乃至行動層面的標準，意識到“我即標準”，且“我”由經驗、認知、時間、經歷等要素共同構成，不具備可復制性，應在發(fā)現自我、認識自我的基礎上實現超越自我的目標。人只有敞開自己，才能覺察“他者”的存在，包括其他個體、領域、價值觀念，這對于辨明自身在生命體系中的真實定位有著關鍵作用。

生命儒學在當代的實現落點

生命儒學倡導人更多地關注生命與體驗本身。在當代社會發(fā)展中，生命儒學基本可以拆分為“生活化儒學”與“儒學生活化”兩個板塊，一方面從人的需求立場出發(fā)，對儒學進行生活化理論解讀；另一方面從儒學知識理論邏輯出發(fā)，結合人的生活經驗，轉化為特定的生活規(guī)則，引導大眾自覺踐行。儒學在現代語境里已經逐漸脫離單一理論范圍，與人們的生命體驗、生活歷程密切相關。因此，要精準把握生命儒學在當代社會的實現落點，還應從“人”的立場出發(fā)，兼顧“理論義”與“實踐義”兩個方向，在提升人的認知的基礎上，滿足人的需求，生成儒家知識轉化的驅動力量，培植更多儒學知識分子力量，使生命儒學真正成為大眾的生活實踐導向。

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梁漱溟提出儒學即“生活的本身”這一理論，他認為應當從生命、生活方向彰顯傳統(tǒng)儒學的現代意義，指出人要“返回到事實”并“面向生活本身”。一方面，以儒家文化闡明生活之“理”，依托儒家知識體系在思想方面的前瞻性、指導性，結合生活實際進行具體問題的解析，推演、求證事理本身及其走向，形成還原事實、論證事實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將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奠立于人的心理情感之上，突出人倫之“理”，強調儒家思想中“禮樂孝悌”等道德規(guī)范并非形式僵化的理論框架，而是“因情而有義”的根本體現，應從人的情理視角解讀儒學道德規(guī)范，從而體悟生命儒學的精神特質。

基于生命儒學對于個體真實生命與獨立價值的高度認可，可對其在當代社會的價值旨歸進行推論，即生命儒學鼓勵大眾在探尋自我、體悟人生的過程中，覺察生命的意義所在，并將之與儒學文化理論相串聯(lián)，形成儒學文化認同感，進而在生活中自覺踐行道德標準。人的生命概念具有抽象性，可在具體而直觀的生活中貫徹生命儒學的基本理念，以生活實踐為樣本，觀察其中潛在的道德要素、情感要素、良知要素、知識要素，于不同的場景與情境中審視自主判斷、自我選擇的變化，由此體察人在生命長河中的認知流變、心境流變。同時，人在不同生活階段中的經歷、心態(tài)都可能呈現顯著差異，既可以立足當下立場來總結特定時期的生活經驗，也可以由生命整體的宏觀視角來判斷其對于生命主體認識自我、把握自我的價值意義，使生活最終回歸于生命本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