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產保護與合作中的中國貢獻

提起世界遺產，很多人都不陌生，中國的長城、故宮、泰山，埃及的吉薩金字塔群、印度的泰姬陵、法國的楓丹白露宮、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都名列其中。在9月閉幕的第四十五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的“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它與2022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中國傳統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一道，反映了中國茶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與世代傳承的知識體系。至此，中國已擁有57項世界遺產，其中文化遺產39項、自然遺產14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4項，在世界遺產這部卷帙浩繁的畫卷中體現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

世界遺產體現人類文明歷史和文化多樣性

世界遺產保護始于1972年。這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十七屆會議在巴黎舉行，人們意識到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面臨自然衰敗和人類社會發展、戰爭帶來的損害和破壞。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提出具有突出世界性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是“世界人民共有的、不可替代的財富”，并呼吁各國為保護這些遺產共同努力。1985年，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有力承擔起攜手保護人類重要遺產的責任。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規定，文化遺產必須是具有突出世界性價值的不可移動的物質遺產，即紀念物、建筑群、場所（包括遺址、文化景觀等），自然遺產則是同樣具有突出世界性價值、由物質和生物結構及其組成的自然面貌，即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動植物生存區域和自然美景。可以說，世界遺產是人類文明歷史和文化多樣性的直接體現。

《世界遺產名錄》有嚴格的“準入標準”。能否反映人類價值觀交流并產生重要影響，是否是某種建筑、景觀類型的范例，是否與重大歷史事件、信仰、文學作品等有直接和物質的關聯等，都是考量的依據。除此之外，還要滿足真實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并處于良好保存狀況。這些標準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遺產項目的珍稀性和代表性。入選遺產凝聚了人類智慧，是文明和文化傳統的見證，是人們研究歷史發展和文化演進的檔案，對于構建人類文明演化歷程有著直觀且重要的作用。

1978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公布首批《世界遺產名錄》，12項文化和自然遺產入選。如今，全球已有1199項世界遺產，其中包括933項文化遺產、227項自然遺產和39項雙重遺產，共同構建人類文明歷程演化的物質場景。它們既包括各大文明的文化和歷史遺存，也包括部分2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群和場所。世界各國積極推薦本國遺產躋身世界遺產，對本國遺產價值的挖掘和闡釋，進一步深化了申報國對自身歷史文化的理解與認識。

世界遺產展現中華文明特性

1987年，中國首次申報世界遺產，包括長城、泰山、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北京故宮、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在內的6項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如今，經過幾代人努力，中國的57項世界遺產初步構建起中華文明的表達體系，濃縮了從史前、中華文明形成初期到各歷史朝代，再到中國近代社會的漫長時光，展現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中華民族的創造性智慧。2019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良渚古城遺址，代表了中華文明起源初期，滿天星斗般的多處文明源頭之一的形態，展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支撐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2006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殷墟則反映了商代的城市、建筑、文字和青銅冶煉技術，展現出中華文明早期社會的基本特征。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創造了諸多工程奇跡，展示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198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長城、2000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青城山—都江堰和201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中國大運河，都是古代工程經典。開鑿始于公元前5世紀的大運河、始建于公元前3世紀的都江堰至今仍然發揮著航運和灌溉作用，是人類可持續發展工程的范例。

中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項目折射出中華文明獨特的審美特質。無論是北京故宮和天壇對中正和諧、端莊對稱的建筑風格的追求，還是蘇州古典園林“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師法自然，或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觀“水光滟瀲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山水意境，抑或是廬山國家公園“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雄渾氣勢，都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學的外化，豐富著人類對美的感受與認知。

拉薩布達拉宮歷史建筑群、麗江古城、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平遙古城、開平碉樓與村落、福建土樓……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明展現出多姿多彩的樣態，這種多樣性又見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過程。產生于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家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古至今，不僅融入中國思想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所推崇、借鑒與吸收。199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就是儒家思想傳承與發展的物質見證。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世界遺產項目中也有直接體現。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項目，反映了從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亞歐大陸之間的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以及由此產生的技術創新成果。這種文化包容性還體現在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刻和“泉州：宋元中國的海洋商貿中心”等世界遺產項目中。

“這是一座很小的島，卻是巨大的價值和精神的載體。”2017年，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為鼓浪嶼頒發世界遺產證書時，動情地說：“這座島給了我們希望，它是一堂全球公民課，激勵我們、引導我們實現文化的和平共處。我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一信息。”在鼓浪嶼，20世紀初本土文化、開埠通商所帶來的西方文化和華僑回歸帶來的南洋文化進行對話，并融合、孕育出新文化，這是世界遺產的當代價值所在。

共同守護人類文明的家園

世界遺產保護是不同文化對話合作的過程。中國已4次當選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并兩次作為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國，主辦2004年第二十八屆和2021年第四十四屆世界遺產大會。無論是參與世界遺產管理、評估機制改革、操作指南修訂、為世界遺產項目和相關締約國提供技術支持和合作，還是建立中國—非洲世界遺產保護管理能力建設合作機制，中國均對世界遺產保護和合作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還參與制定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2005年《西安宣言》、2007年《北京文件》等世界遺產領域重要文獻，積極參與關于遺產保護促進可持續發展、災后遺產重建、城市歷史景觀保護的探索和實踐，為世界遺產保護貢獻了中國智慧。

在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初期，中國得到許多國家和國際機構在技術和資金上的幫助和支持，不斷提高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能力。經過大量實踐后，中國已具備豐富的管理經驗和優秀的技術能力，從遺產保護“受援國”成長為遺產保護“援助國”。從1993年開始，中國參與了柬埔寨吳哥古跡遺產保護的國際援助與合作，先后修復了周薩神廟和茶膠寺，并成為柏威夏寺保護項目的聯合主席國。2017年，中國承擔了尼泊爾加德滿都九層神廟的震后修復保護工作，為尼泊爾災后重建、社會恢復作出重要貢獻。除此之外，中國還參與烏茲別克斯坦、緬甸等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在援助過程中，中國與參與國際援助項目的其他國家以及所在國始終保持密切交流與合作，在遺產保護能力建設方面共同成長。

世界遺產申報同樣是國際交流的過程。其間，中國向世界表達和闡釋了中國文明觀，中國世界遺產的獨特性和普遍價值也得到廣大締約國的理解和贊譽。如果我們將構建中國世界遺產體系視作講述中華文明史中的一環，那么，保護世界遺產既是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歷史責任。伴隨中國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不斷增加，我們將對中國的世界遺產產生更為深入的認識，并將把中華文明史敘寫得更加豐滿，與更多國家一起守護人類文明的火種，建設我們共有的家園。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

《 人民日報 》（ 2023年11月19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