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究是她們撐起了今年的奧斯卡

今年奧斯卡提名掀起的第一輪是非圍繞著“女性”，因為《芭比》落選了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提名。整體保守的選擇和漫長的前哨評選使觀眾陷入疲倦：最佳男主角將毫無懸念地在《奧本海默》的基利安·墨菲和《留校聯盟》的保羅·吉亞瑪提之間產生，執導《墜落的審判》的法國女導演茹斯汀·特里耶很可能難以突破馬丁·斯科塞斯、克里斯托弗·諾蘭和歐格斯·蘭斯莫斯這群老男孩的“封鎖”，很多人抱著看熱鬧的心態期待揶揄美國族裔政治的荒誕喜劇《美國小說》爆冷成為最佳影片，但那更近似于“不可能任務”的玩笑。在最初的風波過后，今年奧斯卡獎最后的懸念仍圍繞著“女性”——對于其余獎項成為乏味的“不成問題的問題”，僅有最佳女主角這個單項仍充滿不可預測的戲劇性。終究，還是靠女演員們撐起了今年的奧斯卡。

關于今年表演類四個獎項的提名，英美的主流評論認為，占到全部提名七到八成的白人演員壟斷著似曾相識的角色。在去年奧斯卡頒獎批處理地獎掖了亞裔演員后，今年《過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李沒能出現在最佳女主角提名中，好萊塢整個體系隱形的結構性的族裔不平等仍是頑固的。在韓裔劇作家席琳·宋自編自導的《過往人生》里，40歲的格蕾塔·李在入行多年以來第一次出演了女主角，她在采訪中反復提到的一句話：“《過往人生》讓我有機會演一個以往通常由白人女演員出演的角色，一個經歷了成長和取舍、面對不同選擇而悵然若失的女主角，也可以由亞裔來出演。”

在電影《音樂大師》中扮演了伯恩斯坦夫人菲利西亞的凱瑞·穆里根，第三次被提名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美國版《時尚》雜志在最新一期的特稿里形容，這是好萊塢工業的慣性選擇。凱瑞·穆里根和她扮演的菲利西亞，恰如格蕾塔·李總結的：總是白人女演員在扮演的，經歷著成長和取舍的女性。鏡頭前發光的女演員，扮演壓力重重婚姻里下沉的傳奇女性，總在內心四分五裂后，自己把自己黏貼起來承擔責任。凱瑞·穆里根或因《可憐的東西》而呼聲更高的艾瑪·斯通，都是好萊塢明星制打造的優等生。她們的“優質”是可以用規律化的技巧“養成”的。

給美國銀幕的表演帶來新鮮感的反而是一位四次提名卻都沒有得獎的老演員，也就是《奈德》的女主角安妮特·貝寧。貝寧今年65歲，在過去的34年里，以《致命賭局》《美國美人》《成為茱莉亞》和《孩子們都很好》四獲提名，每次都失之交臂，美國影評界曾有分析認為，貝寧更多地活躍于劇院和舞臺劇，這使得她在奧斯卡評選中屢受壓制。貝寧這次主演的《奈德》是一部傳記片，女主角戴安娜·奈德在60歲時重拾年輕時代未竟的心愿，從古巴游泳橫渡160公里海域抵達佛羅里達，在64歲這年，她以52小時54分鐘完成了這項壯舉。主演和傳主同齡，使得藝術和現實之間產生了充滿情感張力的互文。而貝寧在鏡頭前的行動和形態都低微得趨于“零度表演”，當她和原型一起出現在片尾的花絮畫面上，她讓觀眾看到最好的表演是比紀錄片更像“家庭影像”，她演出了一則壯麗傳奇背后的沉默的固執，她的質樸和堅硬，在浮華膩味的好萊塢模式化表演之外辟出海闊天空。

德國演員桑德拉·惠勒在《墜落的審判》中的每一場戲，都可以讓好萊塢的演員們刷新對“表演”的想象和認知。電影里惠勒扮演的女主角在庭審時發表了一段自我辯護詞，她質問檢察官和作證心理醫生對她的婚姻、感情的武斷概括，她用冷靜但顫抖的聲音說出，生活的真相，親密關系里的真相，不是言語所能概括的。那是杜鵑泣血的段落，惠勒的表演和特里耶的拍攝方式奇異地組合在一起，特里耶以來自男性作家電影的傳統，冷峻地白描一段“殺夫疑云”，而惠勒的表演呈現了肉身凡胎的痛苦和表達體系之間的裂隙。惠勒是橫跨歐洲電影界和劇場的女演員，她的能力不需要奧斯卡證明，她出現在銀幕上，是奧斯卡的加分項。

當然，最有希望創造歷史的還是《花月殺手》的女主角莉莉·格萊斯頓，一位37歲的印第安原住民演員。原住民要怎樣出現在美國的大銀幕上？原住民怎樣演原住民？今天的原住民怎樣通過表演喚回消失在歷史中的先人們？莉莉·格萊斯頓在斯科塞斯的鏡頭前給出了安靜且充滿力量的回答。《花月殺手》最動人的段落出現在男主角第一次受邀去女主角莫莉家中作客，夜晚暴雨忽至，男人想要關窗，女人說，坐下來，我們一起坐著聽雨。白人男人手足無措，抓耳撓腮，印第安女人一言不發地看著他，隨后，又安靜地凝視前方，看著畫外的鏡頭——我們知道，鏡頭后面的導演斯科塞斯，也是白人。評論家理查德·布羅迪說，這個場景是《花月殺手》的靈魂所在，格萊斯頓和她扮演的莫莉，不再是存在于白人凝視和講述中的客體，她們以安靜的視線奪回了印第安人在美國歷史中的主體性，盡管她們的主體性在畫面上表現為沉默，這“沉默”震耳欲聾。在《花月殺手》的故事里，幸存的莫莉仍是沉默的。那么若干天后在奧斯卡的舞臺上，格萊斯頓會有發聲的機會嗎？

最佳女主角歸屬的懸念，既有表演的專業之爭，話題又在表演之外。（記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