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域治理看唐朝對秦漢的繼承與超邁

唐代大一統政治格局遠邁秦漢，一些學者將其歸因于李唐統治者的鮮卑血統，認為是唐政權的內亞草原屬性賦予了其超邁前代的格局和能量。這種觀點忽略了秦漢隋唐在治邊理念、思路和政策上的連續性。從根本上說，隋唐耀眼的邊功實際植根于秦漢的治邊傳統，二者的共性在西域治理方面有諸多體現。

政治上因俗而治

邊疆地區文明與中原農業文明既一體同構，又具有鮮明的異質性，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原王朝經營邊疆地區“因俗而治”的總基調。漢時西域交錯分布著諸多“城國”，城國間族屬、人口、風俗各異，對漢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故而漢廷對西域采取了與中原不同的治策。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漢設西域都護作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輔以密切的聘使、和親、冊封等措施。同時諸城邦各有王侯邑長，在聽從征調的同時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

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都護府為核心的邊疆治理體系，針對邊疆民族的特點實行羈縻府州制度，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圍作為羈縻府州行政區劃的基礎，以邊疆地區民族首領為都督、刺史，允許世襲；以眾多羈縻府州為行政基礎設安西、北庭等都護府，授予都護府撫慰、征討、敘功、賞過的職權，再統一于中央。“是后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后嗣焉”，“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數十年間，一方清凈。”通過冊封、納質、和親等手段的綜合運用，西域治理大見成效。

經濟上往來互洽

漢唐是東西絲綢之路貿易極為繁盛的時期，胡漢之間、諸胡之間都有著頻繁的經濟往來，究其根本是諸族經濟上的不自足性，諸“城國”受限于土宇局促、氣候惡劣、地貌單一等原因，不具備產出所有生產生活資料的先天條件，對貿易較為依賴。漢使出關往往攜帶大量金帛財物交好沿路諸國，張騫也曾對大宛王言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唐朝長安坊市間流傳“胡人多寶”的說法，諸多粟特商人久居長安。此外唐廷在進行和親、冊封等時往往伴有豐厚的賞賜。唐與西域諸族廣開互市，“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諸蕃商胡，若有馳逐，任于內地興易……其貫屬西、庭、伊等州府者，驗有公文，聽于本貫已東來往。”經濟上的往來互洽帶動了西域的地區經濟發展，史載唐時輪臺、伊吾一帶“禾菽彌望”，于闐地區“眾庶富樂，編戶安業”。經濟往來還反映在物種交流上，如石榴、葡萄、苜蓿等自漢時傳入內地，菠菜則在唐代出現于華夏士庶的餐桌等。

▲唐·綠釉胡人騎駝陶俑，塑造出西域胡人乘“沙漠之舟”的形象，是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文化上兼容并蓄

隨著頻繁的交流交往，昌明的中原文化對西域諸族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漢時龜茲王絳賓因鐘情華夏文化，“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唐世史書多有邊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學、請求頒賜書籍的記載，西域高昌等國酋長曾“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各族的質子和留學生耳濡目染中原禮儀文化，返鄉后往往成為本國親唐派首領，率先輸誠，對于宗藩關系的加強和鞏固起了重大作用。唐時的文化傳播政策較為寬松，也較為注重對邊疆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對與諸族和親的公主，也往往要求其遵從對方的“收繼婚”習俗，故而時有公主嫁予繼任可汗酋首的情況。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強化了西域諸族對中原王朝的認同，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圣化……依唐若父母然”。

軍事上備邊足戍

西域位于多種政治勢力交匯之處，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漢唐在此都設官置守、建立完備的軍事體系。如漢朝在此設置西域都護府，提調番漢各部兵馬，建筑烽燧、戍堡等軍事設施。位于庫車的克孜爾尕哈烽燧約建于西漢宣帝年間，漢代西域烽燧與絲綢之路中道與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護衛絲路暢通的重要作用。唐時克亞克庫都克烽燧的考古發現則證明唐代沿用了與漢時相似的烽燧防御體系。在兵威震懾的同時，為解決戍邊部隊的軍資糧秣，漢唐都積極開展屯田。如漢先后與匈奴五次爭奪適宜農耕的車師之地，并設戍己校尉主持該地屯田事務。唐代在東天山區域設置西州、伊州、庭州三個正州，對設縣地區實行同于內地的均田制、租庸調制等，實行記口分田并攤派地租、賦役。“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史書明確記載的唐代西域軍屯數目有992屯，實際應遠不止于此數。漢唐的屯田舉措相當程度上滿足了西域治理的人、財、物力需求。

唐代典章、詩歌、文集中普遍存在“以漢喻唐”的現象，有學者將其描述為唐人的“漢朝情結”，據此可見漢朝歷史記憶在唐人心中的深重投影。究其原因，或許正是由于二者間高度的相似性。誠如牟發松《漢唐異同論》所言：“從國力的強盛，版圖的奠定……漢唐都無愧于盛世之稱……漢唐中隔四百年，其歷史演進過程極為相似。”具體到西域治理層面，不難發現二者在觀念、制度和實踐層面大體都是一脈相承的，唐代積極總結了漢代的經驗教訓，又因應現實情勢對之進行了損益改造，因此在經略范圍、治理效度和統治時間上都青出于藍。西域的個案提醒我們，對唐代的認識和理解不應僅僅關注其時出現的新因素，對其所在的文化傳統也應足夠留意。

此后，即便唐作為政治實體消亡后，但作為文化共同體，給周邊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記。西州回鶻、黨項等政權在交通水利、建筑設計、醫藥文化等方面仍舊沿襲著唐代風范。唐五代時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為重要“神靈”。在苯教文獻中， 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體的“貢則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護法師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傳佛教則把貢則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薩化身或弟子。雖然與孔子的本來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對孔子的尊崇，是漢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號。

在動亂的五代初期，為躲避戰爭，中原漢人北遷進入契丹境內，對契丹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學習中原漢制，為安撫北遷漢人，專門設立“漢兒司"， 同時在韓延徽等漢人幫助下，興建城郭、開墾土地。在喪葬、建筑、繪畫上，也有唐代遺風。

正如《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中指出的，唐王朝將邊疆之地成功納入中華一體的秩序，使更大范圍的周邊族群對中央王朝產生了向心力與認同感。這一時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天下共主、農牧一體、華夷一家和胡漢無差，呈現出“多族群大一統”的特征。由于大一統王朝疆域的空前擴大，不同區域和族群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與周邊社會的發展。也正是因為唐朝的這種農耕草原海洋為一體的大文明共同體形態，使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加深，也進一步加強了各民族對中華的認同。

唐之后，這一傳承自秦漢、發揚于隋唐的大一統得到了繼承。元朝和清朝都是與唐一樣跨越草原、中原和海洋的統一的中央王朝。千年間，雖然王朝更迭，但貫穿其中的中華文化與治理邏輯卻是與漢唐一脈相承不曾改變的。

(作者簡介：黎鏡明，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監制 | 王翔宇

責編 | 才麗媛

審校 | 王彥龍

制作 | 郭欣欣

(道中華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