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國產版“雷普利”，有哪些不同滋味？

◎李愚

享譽全球的美國偵探小說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出版于1955年的《天才雷普利》，對文學界和流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既引領了“心理犯罪小說”的風潮，更使“雷普利癥候群”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來描述以持續的謊言構建身份、對成功有病態渴望，甚至帶有反社會性傾向的特質與人格。《天才雷普利》本身也多次成功改編成影視劇，比如1999年馬特·達蒙和裘德·洛主演的電影《天才雷普利》，以及今年安德魯·斯科特主演的Netflix劇集《雷普利》。

《孤注一擲》導演申奧首次跨界執導的懸疑劇《新生》成為爆款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國產劇難得出現了一個雷普利式的主人公費可（井柏然 飾）。通過一系列精心策劃的騙局，費可不僅展現了生存技能的極致，也暴露出人性中的貪婪、恐懼、孤獨與渴望。

可惜的是，《新生》沒能做到極致與純粹，大結局生硬的正能量轉折，多少解構了“雷普利”式的敘事魅力。

騙術的施展：心智的博弈

以播出時間最近的《雷普利》為例。劇中，雷普利本是一個生活境況不佳的美國底層青年，但他擁有模仿他人筆跡和聲音的特殊才能。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受一位富商的委托前往意大利，任務是說服富商放蕩不羈的兒子迪基返回美國接手家族生意。當雷普利到達意大利并融入迪基的生活后，他極度羨慕乃至癡迷于迪基所擁有的財富和地位。在欲望和嫉妒的驅使下，雷普利喪失理智，殺害了迪基，并竊取了他的身份。雷普利精心策劃一系列謊言和騙局，以迪基的身份繼續生活在意大利的上流社會之中。

騙術的施展，是雷普利故事的核心。從戲劇審美角度來看，“騙術”天然地構成吸引力。成功的騙術本質是高智商的博弈，雷普利的騙術設計精妙，涉及高度的計劃性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否則就不會成功。觀看過程中，觀眾不由自主地被帶入一場場心智的博弈，享受解謎的樂趣，也會對雷普利在危機四伏中，巧妙利用人性弱點、規則漏洞來脫身的驚險過程感到驚奇。騙術的施展還伴隨著不可預測的轉折與風險，持續給受眾帶來心理上的緊張刺激。

《新生》中，觀眾一度也被費可的騙術所吸引并驚嘆。

費可雖然沒有雷普利精確地模仿他人的筆跡、聲音乃至舉止神態的“能力”，但對于信息差的利用堪稱“登峰造極”。從一個受害者那里獲取的信息，會被費可迅速轉換并包裝成為另一個身份的資本。例如他會將從一位金融大佬那里聽來的行業見解和經驗，轉手作為自己的成就和知識展示給下一位受害者，以此構建起權威和專業的假象。

憑借對信息的精準把控和高度的應變能力，費可成功地一人分飾五角，分別為自己打造五種不同的社會身份，并確保各騙局之間不會輕易穿幫。這些身份覆蓋不同的領域和社會階層，每一種身份都是針對特定目標群體精心設計的，使他在不同人群中都能游刃有余，充分贏得受害者的信任。

撇開道德層面不談，費可高超的騙術本質上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智力游戲。他在劇中不斷地利用信息不對稱來操控局面，這要求觀眾跟著一起思考和推測，增加觀看的互動性和參與感；費可的每次布局和破解難題的過程，也都滿足了觀眾對于“智斗”戲碼的興趣。費可騙術的施展，造就了《新生》第一波出圈的話題。

騙子的形成：社會的剖析

騙子是如何形成的？這可以成為社會剖析的一個視角。當然不是為騙子開脫，而是試圖從一個青年的墮落解析可能存在的社會病癥。《雷普利》并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去呈現雷普利的原生家庭等信息，但從小說到影視劇，受眾都可以鮮明感受到赤裸的階層差距。

財富方面的差距是最直觀的，但給雷普利沖擊最大的，反而是富人在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熏陶下形成的一種生活方式。以迪基為代表的上層人士，他們享受著無憂無慮的日子，生活是如此輕松隨意、自在灑脫，而雷普利必須時刻計算和計劃，以維持他精心構建的假象。這看起來是公平的——誰有錢誰享受，但它也暗藏著不公平——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展現出一種不負責任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對規則與窮人的輕視，展示出底子里的傲慢。《雷普利》暗含對階層隔閡與對立的省思。

相較而言，《新生》在社會剖析上花費更多的筆墨。這受到國產劇創作根深蒂固的“文以載道”的思路的影響，一個犯罪故事的核心不僅在于展示犯罪本身，更重要的是揭示犯罪背后的社會背景、人性的復雜以及促使犯罪發生的各種社會因素。通過對壞人形成過程的探索，剖析社會結構、家庭環境等如何影響個體，起到警示和啟發的作用，促進社會的反思與進步。

費可是如何從天之驕子李澤瑞，成為騙子費可的？劇集由此針砭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比如缺愛的原生家庭給孩子帶來的心理創傷。李澤瑞本是成績優異的名牌大學保送生，生活在一個表面看似光鮮實則問題重重的家庭。父親出軌，后媽總是冷眼對他，弟弟得到父母的偏愛，李澤瑞內心積累了不滿和壓抑的情緒。為了向后媽和弟弟復仇，他不惜采取自毀的手段。

比如社會關系的冷漠導致人心的荒蕪。費可也曾對新生活展開期待，只是遭遇太多背叛、傷害與欺辱后，他不再相信外人，并形成堅固的心理防御殼。這種防御機制讓他通過主動操控和變本加厲欺騙他人，來避免自己受傷。

階層議題也沒有在《新生》中消失，階層之間的差距與隔閡難以彌合。費可一度憑借假身份，在大學里如魚得水，也融入了學生社團。他收獲的不僅是知識，也是一種非常脆弱的身份認同，并逐漸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然而，當官二代“同學”發現費可的假身份后，他當眾拆穿費可并極盡羞辱，擊垮費可內心最后一道防線。犯錯的費可，被剝奪尊嚴、失去所有，而犯錯的官二代“同學”卻乘坐飛機頭等艙到美國重新開始。費可抬頭仰望飛機——這不僅代表了物理上的距離，也象征著社會地位、機會和未來的差距。

騙子的結局：人性的深度

從小說到不同版本的影視劇，雷普利并沒有因為騙術和殺人被繩之以法，顛覆了傳統正義終將勝利的敘事模式。文藝作品不是道德審判官，創作者更在意的是，如何抵達人性的更深處。

雷普利的故事深入探討人性的陰暗面，包括欲望、嫉妒、欺騙和自我認同的混亂。它允許觀眾進入一個道德灰色地帶，體驗和理解一個非典型主角的心理動機，這是文藝作品虛構的“特權”，也是文藝作品的獨有魅力。當傳統意義上的“壞人”未受懲罰，也會啟發觀眾思考法律和道德規范在現實世界中的脆弱與局限。

同時，不論是電影《天才雷普利》還是劇集《雷普利》，都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成就，都有著優美的畫面、巧妙的對話和細膩的情感描寫。即便是在描繪犯罪和黑暗面時，也呈現出獨特的美學追求。比如《雷普利》的黑白影像，讓雷普利漆黑的雙眼宛如黑色瑪瑙，尤為突出。這樣的視覺處理，加深了冷峻氛圍的營造和冷靜冷血人物個性的刻畫。

國產犯罪懸疑劇，壞人一定要被繩之以法以確保正面價值導向，純粹的雷普利故事不太可能存在。《新生》沒有例外，遵循著“正義對抗邪惡—邪惡被擊敗”的線性模式。這種模式雖保證了故事的流暢性和可接受度，卻也縮減了角色內心掙扎、道德困境和人性復雜性的呈現空間。

《新生》改編自珞珈所著的網絡小說《費可的晚宴》，小說其實有著一個頗為暗黑的結局。一切都是費可的布局，壽命將盡的費可要將他的“禮物”——虛榮、招搖撞騙、絕對的利己主義，傳遞給到場的幾個人；他更是要將女記者何姍（劇中叫“何珊”）培養成下一個他，讓人性的陰暗無窮無盡生長。略為遺憾的是，《新生》改變了這樣的結局，稀釋和解構了“雷普利”的敘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