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歸鄉中獲取力量與超越

《最后的心事》是青年女導演龔洵編劇與導演的電影，為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嘉年華SHOW TIME“永不落幕”推薦影片，并將于9月14日在國內院線上映。電影講述的是久居江南城市的父親陳德勛在70歲生日，距離他兒子生二胎還有一個月時，決定回陜南故鄉打一具棺材。此時小女兒恰逢劇本寫作工作遭遇瓶頸，于是決定陪父親回老家。此去歸鄉之途，是父女二人各自的告別與超越之旅：一方面是父親同手足們一一惜別，另一方面是女兒向在城市的挫敗、無力感告別。當他們再次返城時，父女二人都發生了變化：父親因棺材做成而心安，女兒從土地中獲取寬恕與成長的力量，揮別了對城市的無力感。《最后的心事》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從南到北，呈現了城市化現代性進程與鄉村土地安心棲居的全景景觀，以簡樸的方式再現了當今社會普通人在不斷現代化、物化與城市化進程中的存在及精神狀態。

從沉淪于世到詩意地棲居

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是人呼吸于其中的以太。倘若沒有以太，他就會淪為一頭牲畜，他的所有行動也都蛻化成飼養牲畜。”此“以太”是一種超越人存在的實體抑或可稱之為意義的東西。在電影《最后的心事》中，父女二人在歸途中都從現實的物質生活中經過，但超越了此種生活的物質性，“以太”引領他們超越現實的郁郁寡歡及困惑。父親要為兒子家的日常生活勞動，女兒要為她所服務的公司勞動，不管怎樣，“勞動”成為人的天職，而“此在”也以沉淪的“勞動動物”狀態出現。在父女二人這次看起來“無所事事”的歸鄉中，他們進入了對本真存在的沉思。

龔洵導演在談及《最后的心事》創作時說，她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傳達出對親情和人性的關懷，讓觀眾感受到溫暖和力量。電影《最后的心事》中，父親因兒子工作在城市而移居到城里，是較為傳統的家庭模式。女兒因父親家族中的親戚諸事而產生不滿：二叔家之前借錢未還，導致哥哥家錯過城里買房的好時機；三叔是病患的狀態；姑姑受其兒子牽連，將大哥陳德勛拉到傳銷的騙局中，女兒因此不能原諒姑姑對父親的傷害。但不管其弟弟妹妹如何，也不管女兒如何抗拒，父親陳德勛還是固執地要帶上禮物去看望自己的手足，這在小女兒的眼里是不能理解的事。父親陳德勛不解釋，只是去行動。這是這個電影有意思的地方：導演只是將手足之情或者人和人最寶貴的東西顯示出來，讓女兒在旁靜觀——通過觀看父親這一系列的看望，她竟原諒了之前不肯原諒的諸位親戚，尤其是她怨恨較深的姑姑。她超越了自己，漸漸獲得了來自父親與土地的力量，即人和人之間情感的力量，或者說得浪漫一些，就是愛的力量。這種力量讓父親重新煥發活力，讓女兒超越，并能以堅強面對“人生在世十之八九的不如意”——這就是“最后的心事”，亦即此次返鄉最重要的核心主旨。

現代性與科技下的“無家可歸”

中國古語講“落葉歸根”，就是一種人對自己出生地的眷戀與不舍，故鄉成為靈魂的皈依之處。在現代都市中，雖然生活便利、衛生條件較好，但是植根于大地的人卻被連根拔起，“無家可歸”。

影片《最后的心事》一開始是父親陳德勛郁郁寡歡，他住在城市兒子家中，幫助兒子家打掃房間、購物、照顧孩子及做飯等，還有一個月，兒子家的老二就要出生了，父親陳德勛卻心事重重，二胎孫子一旦出生，意味著他們老兩口將有很長的時間要以兒子的家庭為勞動核心，而失去自我的生活與世界。此時的他猶如一片漂浮在水面的落葉，沒有歸屬感，在虛無、游蕩與思鄉中，他決定先回故鄉。父女歸鄉使用了從現代到較傳統的交通方式：高鐵、綠皮火車、船、摩托車與行走，他們從最快的高科技火車到最傳統的與大地接觸的行走，逐漸回歸故鄉，觸摸大地與安息之木。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為：“今天人的心已無法為永久提供一處棲身之地。如果心是記憶和回憶的器官，那么在數字時代，我們完全沒有了心。我們存儲了大量的數據和信息，卻不再記憶。我們背離了任何形式的永遠，發誓斷絕那些耗費時間的行動，比如忠誠、責任、許諾、信任和義務，而讓暫時、短期與無常主導生命。”（《沉思的生活，或無所事事》）雖然人類試圖延長赤裸生命以彌補意義的缺失，卻忽略了人存在最本質的東西。電影《最后的心事》中，父親陳德勛不顧小女兒的堅決反對，一路上不停地手提禮物看望他非窮即貧的弟弟妹妹們，他愛護他們，原諒他們帶來的精神傷害或者經濟物質損失。他看重的最本質的東西是無法言說的，卻以行動的方式呈現出來。在靜觀中，女兒、觀眾被感動，體會到最本真的存在——那是需要保持沉默的東西，姑且稱之為意義、真實、愛、美、善……

家與終極問題

小津安二郎在1953年拍攝的《東京物語》是一部走出去看現代性的電影，而龔洵的《最后的心事》是一部歸來看“存在棲居”的電影——在與父親及親戚的一路相處中，女兒漸漸理解了父親及人存在的最大意義，不再拘泥于現代性或者都市生活。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第四代導演陸小雅在她的電影《熱戀》（1989年）中就問：“人為什么要離開故鄉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在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里，年輕人于連要離開故鄉到城市里去實現他更大的野心和抱負；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部分鄉下人、小鎮青年要離開故鄉，參與到喧囂與沸騰的城市現代性建設中。如今，上個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已進入倦怠的中老年階段，他們“返鄉”的訴求和年輕人要在城里奮斗的勇敢、野心與抱負形成一種對比與呼應。因此《最后的心事》的返鄉對《熱戀》提出的問題進行了遙遠的呼應：“離鄉”與“返鄉”遙相呼應，當年是出走故鄉的生命沖動、抱負與理想，如今是最后的心事及最終歸處的確定性，后者即人要面對的“出生入死”或“向死而生”的終極問題。《老子》中說“反者道之動”，意即返回到事物的原點是所有道體運動的規律——陳德勛與女兒的返鄉亦是強調了這一點。

電影《最后的心事》從普通人的視角出發，去觀察時代的大趨勢及面對即將來臨的老齡化社會，老人的選擇與需要是什么，因此這也是一部關注人存在狀態的藝術電影。電影使用了陜西地方特色的方言，眾多陜西學者在觀后談及此片時反應良好。學者楊爭光認為：“影片最好的是在表達不易的時候不賣慘，每一個段落都把握準確，電影看起來很樸素，但是有詩意的東西在里面。”張艷茜對片中的臺詞“日子好混得很吶”很有感觸，在描述“回不去的鄉村”和“融不進的城市”時寫得深刻。學者裴亞莉說：“影片對于生活日常呈現的美學自覺，不是沒有訓練沒有想法的人偶然拍成，這是一部兼具生活經驗、情感經驗和歷史感的電影。”電影《最后的心事》圍繞“故鄉”“親情”核心意象建立返鄉的敘事模式，描繪了一幅流動的中國社會景觀。（張沖 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