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音樂劇活色生香地承載意義時

《我佛無著經》劇照 Felix 攝

5月7日晚，粵語音樂劇《我佛無著經》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首演。這是香港演藝學院40周年校慶大戲，編劇是《大狀王》的編劇張飛帆，作曲為何俊杰，由黃龍斌導演。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作品，臺前幕后的創作者涵蓋演藝學院的戲劇、戲曲、舞蹈、音樂、電影電視、舞臺及制作藝術六大學院二百余位教師、在校生和畢業生。對我來說最親切的是，去年在內地執導了《戎夷之衣》的黃龍斌所帶領的主創團隊成員，今次也擔綱了此劇的編舞（岑智頤）、服裝設計（李峰）和燈光設計（陳焯華）。

由《西游記》生發的作品數不勝數，《我佛無著經》依然大大出人意料。故事從唐三藏攜徒兒西天取經回到大唐講起，分兩幕。第一幕緊張而暗黑，因“真經”引發師徒之間的撕裂與長安城的禍端；第二幕荒誕而有光，師徒五人走上不同道路，終因救贖犧牲之愛而匯合，整個長安城亦收獲滌蕩人心的童話式大結局。劇作的情節反轉劇烈迅速，人物塑造童趣夸張，人性批判與心靈撫慰平衡著力，敘事時空大開大合——從物理時間到心理時間，從長安城到雷音寺到花果山再到長安城，緊湊而跳躍，為二度創作提供了廣闊自由的空間。而此劇音樂在交響性與敘事性、音樂性與戲劇性的貼合交融上，顯示出香港音樂劇的優美成熟。其中，既有沁潤心靈的抒情之歌，如唐三藏在第一場的《人之將死》與第六場的《懺悔》遙相呼應，又有拔劍而起的豪情之歌，如第三場悟空的《萬劫不復》，還有舒緩搞笑的反諷之歌，如第七場八戒的《歡樂金豬》。

整個舞臺呈現被一種童真而深沉、篤定而激越的人格力量所充滿。一張可多媒體投影的橙紅漸變色天幕，勾勒出長安宮闕；一個空曠的舞臺，其上三個并排陳列的巨型“跑步機”因劇情需要隨時隱現、變換方向——那是對“旅途”的隱喻。全劇除了唐三藏由客席演員扮演，其余角色皆由該校戲劇學院本科生飾演。由于此劇的幻想傳奇性質，導演設計演員以外在化、肢體化、時而卡通化的表現性表演，由外而內地塑造人物。演員狀態自由真摯，跳脫歡悅，調動出情感、嗓音、肢體的全部能量，這能量也傳遞到劇場最遠的角落。此劇“光源”唐三藏被成功地塑造成喜劇性的憨呆人物——他的臺詞和唱詞正氣彌滿，深情款款，不易討喜，但演員以表情、語調、身段、氣質的憨、拙、真、樸，表現出角色在荒誕處境中置生死于度外的幽默覺知，因此這個救贖性人物成為全劇最大的笑淚支點。悟空和八戒一反常態地由女生扮演，觀音則由男生扮演，隱含導演對人性-性別的獨特思考：人是可以超越性別的。悟空纖柔之中的大哭大笑椎心刺痛，八戒嬌憨之中的得過且過不失義氣，鮮明活潑，真情入骨。此劇的群像塑造亦可圈可點：長安百姓的合唱和群舞，先時怪誕而陰沉、整齊而暴戾，結尾仁愛而祥和、自在而節制，全賴表情和肢體的戲劇化外顯；花果山群猴形象及其局部服裝元素與長安百姓的一致性，也有鮮活的隱喻。

微妙復雜、令人無法跑神的舞臺調度，為全劇奠定動態節奏、彰顯豐富人性狀態的舞蹈，精致繁復、不露痕跡地營造時空與氛圍的燈光，童真稚拙而意味深長的服裝設計……所有元素自由而合一地成全著此劇的核心表達：愛、共情與寬容，必能帶給人類長久的平安。

演出結束，全場沸騰。導演黃龍斌在眾人呼喊聲中上臺謝幕，淚灑當場。演員們亦喜極而泣。所有主創上臺，在觀眾如潮掌聲中彼此相擁。這是一場真正的歡慶，其意義不只在于歷時半年之久的奮力排練終于抵達成功的樣貌，亦不只在于它顯現香港演藝學院的能力與實績（根據2025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演藝學院于表演藝術類別排名全球第20位），更在于它所給予觀眾的真實飽足與慰藉，彰顯了真誠與美善的勝利，以及當戲劇創作者向自由與意義的高處竭誠攀登時，給自身和觀眾帶去的心靈震撼、陶冶與祝福。這也是戲劇這種“肉身在場藝術”的價值所在。

同時，這部戲也袒露一個奧秘：音樂劇乃是一種活色生香地承載意義的娛樂性劇場藝術。它絕非“為娛樂而娛樂”的廉價貨色，其成敗亦不在于演員陣容和外表酷炫，而在于它的意義核心究竟為何，以及為傳遞此意義之核所必需的藝術技巧。支配那炫目外形和悅耳歌唱的，是靈魂。無靈魂則無藝術。但展現這靈魂的參差多態的“聲色之道”，亦是一片瀚海，值得探求。

當語言類戲劇以探究人性的暗夜獲取成熟與深度時，音樂劇則越來越因其感官性和外向性而追求以人性之光撫慰人心的傾向。這是一種有益的互補，但并不容易。舞臺上太多虛假的光明承諾，令人慣于將真善美歸于膚淺，卻不知我們其實最缺乏愛與救贖的真實想象力。當這種真實的美好出現時，觀眾能立刻識別出來，并全身心地應和。這就是《我佛無著經》成功的原因：它顯現出了中文音樂劇的理想模樣。

不知此劇何時能來內地走一遭？那將是音樂劇觀眾的一大福音。（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