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的文學夢和文學的電影夢

挪威作家兼導演豪格魯德的電影《夢》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宣布加場的五部超級熱門影片之一。

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剛剛宣布加場的五部超級熱門影片里，挪威作家兼導演豪格魯德的《夢》是其中之一。影片去年9月在挪威首映，今年2月入圍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金熊獎，四個月后，它在中文社交網絡上成為一部被熱議的現象級作品。一個作家拍了一部絮絮叨叨的小眾電影，激發了從奧斯陸到上海的年輕觀眾熱情——輕盈的、青春的、充滿文學氣息的電影，仍然能走進新一代觀眾的內心。

《夢》在柏林影展的放映結束后，一位英國影評人開玩笑地總結：“如果這部電影被好萊塢翻拍，要么拍成臺詞尖刻的諷刺喜劇，要么是異常嚴肅的母女代際溝通倫理正劇。唯有精神狀態不同一般的北歐知識分子，能夠滿不在乎地打破商業電影認真遵守的編劇規矩，滿不在乎地在電影里使用大量旁白，最終，拍出一部舒展、調皮、機靈活潑，且讓人感到愉悅的電影文學小品。”

通常，電影導演要謹慎使用旁白，尤其主觀視角的旁白，被認為是屬于小說的專利，如果過多出現在電影中，讓人質疑視聽本身的表達匱乏以至于依賴旁白。但《夢》不是這樣。不斷出現在《夢》中的旁白，不是對影像的解釋或補充，它是隱藏在電影里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既是主角姑娘創作的文學作品，也是她從事文學創作這件事的行為痕跡。文學，無論是留在紙面上的作品，還是整個創作實踐的過程，是串聯著《夢》的重要線索。

在各種意義上，作家豪格魯德給電影創作帶來新的游戲規則，他的“性夢愛三部曲”尤其是最后的《夢》，拍的是一種很新鮮的電影。

論直觀的情節，盡管《夢》的作者和導演是男性，但他想象在女性的情感世界和親密關系里，男人毫無參與權。喬安娜和母親一起生活，沒有父親的痕跡。她倆和外婆保持著親密的往來，外公是不存在的。外婆是獨身的女詩人，和她保持聯絡的是有點歲數的女編輯。喬安娜對法語老師產生了特殊感情，師生之間一度分享了親密的情誼，而老師并不明白學生對她有別樣的激情……

影片的第一個畫面是似真似幻的場景，濃霧罩住秋日的森林公園，沿著地勢向上的樓梯步道消逝在霧里。這個畫面將在電影后續重復出現，看完全片再回想，它如同催眠師手里在特定時機響起的詭異鈴鐺聲。

17歲喬安娜的旁白第二次響起時，畫面穿梭回一年以前她在學校里初遇法語老師的課堂，敏感的觀眾也許在這個時刻就能意識到，我們看到的不是現實進展的故事，而是小姑娘寫下來的文本“再現”。劇情很快揭示，暗戀老師的女孩把自己無法安放的激情轉向寫作，在文字里，她想象了更大膽也更沒有禁忌的另一種現實。

喬安娜寫作的初衷不是為了發表，這是寫給自己的文字，她用“創作”讓自己進入真實的另一種可能。然后，她把作品打印出來，分享給外婆。外婆首先被文學的表述所打動，但又不確定小姑娘的“自傳體”有多少是真實的，而“真相與否”牽涉師生戀的“紅線”，所以她堅持要讓喬安娜的母親閱讀這部作品。果然，母親的第一反應是擔憂孩子是否遭到老師不妥當的對待，然而當她更投入地閱讀這部作品，她被“敘述者”的激情、勇氣，以及女性主動覺醒的主體感打動了。

到這個階段，影片打開了新一層的套娃。外婆盡管是“先戰斗起來”的北歐女性主義者，但她的詩歌創作是溫吞的，她一輩子沒有在寫作中獲得很高成就。母親看似很酷，但她也許是被“很酷的母親”強行塑造出來，就像她青春期明明想看娛樂的艷舞女郎電影，但外婆怒斥“這對不起我們這代人的抗爭和奮斗！”母親渴望普通的親密關系，又常常受挫而被情感的匱乏困擾。被理念“征用”了一輩子的外婆，以及感到情感干癟的母親，雙雙被喬安娜的文字震撼，她們被豐沛充盈的情感沖擊到。哪怕她們將逐漸發現，現實的真相是不同于文本的另一個乏味又干癟的版本，激情和愛欲是17歲的喬安娜單方面的，她的老師讀到這部“私小說”的初稿，感到錯愕，甚至尷尬。這是老生常談的虛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許更進一層，擁有才華的孩子在虛構中抵達她渴望的真實。

觀眾以為電影到此閉環嗎？導演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作者，他又打開一層套娃。鏡頭來到喬安娜在心理醫生的治療室。至此了然，整部電影是心理醫生診室里的“夢”，電影的虛構時間和一場心理咨詢當事人敘述的真實時間重疊了——這是用“元電影”的方式展開了關于“元寫作”的討論。

然而，《夢》的動人處并不在于它的智性或炫技，剝洋蔥一般的敘事套層，以及對創作與真實的思辨，這些“知識分子的趣味”存在于影片中，如北歐春日花草的氣息散于風中，不落痕跡。當觀眾離開影院，難忘的是那些被激情點亮的青春臉龐，輕盈的腳步和同樣輕盈的寫作，與奧斯陸四季流轉的城市風光，帶來難得愉悅的觀影感受，這才是今天的電影最迫切需要的。文匯報記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