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中統、軍統、日諜、汪偽職務，揭秘中共“五重特工”袁殊的“偽裝者”傳奇！

極目新聞記者 陳倩

通訊員 張益游

“偽裝著自己的身份，隱藏著自己的姓名，做著光明又黑暗的事情。”這是熱播電視劇《偽裝者》中主角明樓的臺詞。

而在電視劇外，也有一位比劇中的明樓經歷更傳奇的特工，身兼中統、軍統、日諜、汪偽四重職務，卻從未暴露自己中共黨員的身份。他冒著生命危險送出的關于日軍將放棄“北進”（進攻蘇聯）而選擇“南進”（進攻太平洋地區）的情報，為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出生于湖北蘄春的我黨隱蔽戰線傳奇人物袁殊。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極目新聞記者通過湖北省檔案館的檔案，了解到這位真實的“偽裝者”的傳奇故事。

袁殊 湖北省檔案館供圖

左翼文學工作者打入中統內部

在湖北省檔案館，可以查到1935年湖北省高等法院對袁殊卷入“怪西人案”的判決書。判決書中明確提出，袁殊因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即共產主義）被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而這來源于袁殊1931年創辦《文藝新聞》的經歷。

省檔案館館藏民國期間湖北高等法院對袁殊的判決書

判決書中提到了袁殊的原名：袁學易。1911年，袁殊出生于今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大革命時期，他參加了北伐軍，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使他悲憤不已，幾經周折，他東渡日本留學，攻讀新聞學。

1931年回國后，袁殊創辦了《文藝新聞》，并與左翼文學界關系逐漸密切起來。在上海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左聯五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殷夫等于1931年2月7日被國民黨統治者殺害。袁殊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大膽地將這一消息公開報道，他的命運也因此被改變。

牽連“怪西人案”入獄8個月被保釋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在上海靜安寺愛文義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里，遇到了這位改變他命運的人：中共情報戰線、統戰工作的傳奇人物，同時也是左翼文化運動創始人、領導者之一，著名的“紅色特工”潘漢年。

潘漢年對袁殊說：“你想加入前衛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后，我們認為你的愿望可以實現了。”沒有黨旗，沒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黨員，袁殊受領的任務，是向國民黨中上層靠攏，利用合法身份打進敵人心臟，為黨獲取戰略情報。

1932年，袁殊通過表兄賈伯濤的關系，聯絡到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湖北老鄉吳醒亞，由此順利打入國民黨中統內部，后來又成為中統的秘密團體“干社”的情報股股長。后來，他又以新聞記者為掩護，結交了日本領事館隨員巖井英一，并擔任日本領事館情報員。至此，袁殊成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報員，而當時無論是中統還是日本都不知道，他們網羅的這位情報員，其實是一名中共黨員。

三重身份的袁殊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的眼皮底下，順利地“偽裝”了3年。

然而，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軍統逮捕。“怪西人”其實是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頓，因被捕后一言不發，連姓名、國籍也不說，故被稱為“怪西人”。但審訊人員在他隨身攜帶的一個小本上發現了袁殊的名字和電話，于是，他也被卷入“怪西人案”。但由于日方視袁殊為“親日派”，國民黨的另一情報機構軍統也想拉攏他，再加上袁殊的父親在國民黨上層疏通關系，最終，袁殊實際只入獄8個月便被保釋。1936年，出獄后的袁殊為避風頭，再次赴日本留學。將近一年后回國，恰是“七七事變”爆發前夕，他作為潘漢年直接聯系的我黨特工，投入了偉大的抗日戰爭中。

四重身份掩護下建立情報據點

“你是新政府（指汪偽政權）特務委員會的副主任？”“是。”

“你是財政部經濟司的財經顧問？”“是。”

“你是軍統上海站情報科的科長？”“是。”

“你現在告訴我你是中國共產黨？”“是。”

“你還有什么身份瞞著我？”“我還是你大哥。”

這是《偽裝者》中明臺獲知大哥明樓真實身份后的一段經典對話。而潛伏在敵人心臟中的袁殊，身份比電視劇中更加復雜，也更加危險。

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初期，曾經拉攏過袁殊的戴笠親自登門，表示要對袁殊委以重任。經過向潘漢年匯報請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為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而公開的掩護身份依然是記者，他也因此繼續與日方的巖井英一保持聯系。

面對巖井英一，袁殊以軍統人員的身份答應與其合作。在巖井英一的授意下，袁殊寫了《興亞建國論》一文，鼓吹漢奸論調。巖井英一還扶持袁殊組建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作為掣肘汪精衛的另一漢奸派系。隨后他又讓袁殊負責管理作為日本特工機關的“巖井公館”。

面對軍統，袁殊給戴笠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賣而被76號拘押，由于巖井英一的營救才與日本人合作，雖身為“李陵”但不忘漢室，將打入敵人內部繼續為抗日做貢獻。此后，袁殊和重慶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聯系。

后來，袁殊還曾任汪偽政權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及教育學院院長、清鄉委員會政治工作團團長等偽職。

袁殊曾擔任江蘇教育廳長（館藏1941年10月31日的國民新聞報）

在上海這個復雜的情報戰場上，袁殊重新建立了同中共、軍統以及日本人的多方關系。“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實際成為中共的一個新的情報據點。不僅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興亞”的20萬元軍票中有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而且在袁殊的具體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發送到了延安。

送出日本“南進”重要情報

1942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袁殊作為“興建運動”的代表，應邀到日本訪問。外務省頭子野春吉三郎，是組織這一訪問的主角。

他向袁殊透露，日本當前的國策，是準備誘降蔣介石，建立一個以日本國為主體的大東亞共榮圈。日軍已確定了“南進”的戰略部署。這一消息，讓袁殊為之一震。

來自各方面的情報表明，日軍“南進”，已是確定不移的戰略決策了，潘漢年立即將這條重要情報通過延安，轉交給蘇聯。

當時日軍面臨兩條戰略進攻路線，“北進”即進攻蘇聯，而“南進”則是進攻太平洋地區。在歐戰全面爆發之后，蘇聯始終擔心腹背受敵。幾乎在同一時期，遠東情報局的“紅色間諜”佐爾格也在日本東京獲得同樣的戰略情報。當時，蘇聯面臨兩線作戰的壓力，有了日軍確定“南進”的情報后，蘇聯才不必擔心腹背受敵，得以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到西線。這對蘇軍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部署，無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自1939年到抗戰勝利，袁殊從來沒有發生任何意外，這期間他完成的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他們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于情報及時，粟裕率領的新四軍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墻”……

1945年9月，中共黨組織通過惲逸群通知袁殊，要求他做好轉移到解放區的準備。與此同時，戴笠也委任袁殊為忠義救國軍新制別動隊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但戴笠到達上海要親自接見袁殊，卻不見他的蹤影。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才確知袁殊到了解放區，于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

在湖北省檔案館，還能找到當時的報紙報道“袁殊被槍決”的消息。而實際上，到達解放區的袁殊，被任命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以“曾達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記入黨。

后來，他一度蒙受不白之冤，直到1982年平反，確認他1931年參加革命工作的事實，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

館藏1946年7月31日的新蜀夜報報道

200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專章講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跡，肯定袁殊“不顧個人的毀譽完成了黨交給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