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牌減負里的作風建設新成效（總書記的關切·落地的回響）

“持之以恒加強和改進作風，做好為基層減負的工作，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2019年8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考察時強調

“要持續(xù)為基層減負，讓基層干部能夠用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服務群眾。”習近平總書記的深情關切，激勵廣大黨員干部實干擔當、為民服務。

2024年11月，總書記在湖北考察，在潘家灣鎮(zhèn)四邑村黨群服務中心里，提到了一個作風上的根本變化：“過去更多的是要求群眾去做事，現(xiàn)在更多的是黨員干部給群眾辦事、做服務”。

視線北移，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摘牌減負的舉措，正印證著這一變化。

故事要從2024年初講起。清水河縣窯溝鄉(xiāng)不燦洼村，村民張增小有個愿望：自己70多歲了，腿腳不便，侍弄家里的35畝地越來越吃力，想把土地流轉出去，拿個好價錢。

一番打聽后，張增小來到村里的黨群服務中心辦理手續(xù)。在這里，5個辦事窗口一字排開，牌子掛了不少，張增小卻找不到能辦事的人。

村黨支部書記韓永新要去城里開會，其他村干部也各有各的忙活事兒。

張增小撥通了韓永新的電話——

“叔，咱村合作社現(xiàn)在沒法流轉土地，等能辦了，我再通知您。”電話那頭，韓永新語氣無奈。

張增小的訴求具有普遍性——不燦洼村60歲以上的村民占比超80%，年紀大了，干活不便，想把土地流轉出去的人不少。

韓永新的為難也有代表性——那時，上級單位給村里掛了10多塊牌子、30多個標識，每塊牌子背后，都對應著整理臺賬、開會學習……繁瑣的事務，讓村干部們常感“干不完”。

“這么多年，大家已經(jīng)形成思維慣性，對牌子之外的事缺乏主動性。”韓永新說。

“其實合作社流轉土地挺常見，村民也有需求，咱們該干。”不燦洼村駐村第一書記李銳剛來不久，年紀輕、有干勁，碰到問題與老韓常合計。

“流轉土地不難，要持續(xù)下去，卻不簡單。”老韓勸小李，“一是咱手頭工作都干不完；二是如果干不好，老百姓也不買賬。”10多塊牌子，帶來不同的責任和壓力，有時讓村干部們難作為、觀念上更保守。

2019年是黨中央明確的“基層減負年”。這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考察時強調：“持之以恒加強和改進作風，做好為基層減負的工作，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202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聽到村干部匯報村部的牌子從最多時的38塊減到了12塊，點頭肯定：“黨中央明確要求為基層減負，要堅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精兵簡政，持之以恒把這項工作抓下去。”

202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審議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guī)定》，這是首次以黨內法規(guī)形式制定出臺為基層減負的制度規(guī)范。

在習近平總書記擘畫引領下，各地區(qū)各部門精準施策，以清晰的權責體系為基層干部減負解憂，以務實舉措激勵擔當作為。

聚焦基層掛牌多、事項多等頑瘴痼疾，內蒙古制定攻堅方案，明確22項具體措施，推動村（嘎查、社區(qū)）工作事項平均減少60余項，清理標識標牌5.3萬個。

放眼全國，為基層減負持續(xù)深化。

上海開展減證明、減系統(tǒng)、減考核、減掛牌“四減”行動，把糾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作為突破口；重慶貫通運行“一表通”智能報表，基層報表數(shù)量、處理報表時間和參與報表工作人員數(shù)量均縮減60%以上；云南綜合績效考評、專項考核等各級指標進一步削減……各地區(qū)將村（社區(qū)）辦公場所外部各類牌子規(guī)范為4至6塊，督查檢查考核事項數(shù)量也在連年下降，總體降幅明顯。

從精文簡會，到考核化繁為簡；從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到整治基層“濫掛牌”問題，務實管用的制度籬笆越扎越緊，形式主義的生存空間被持續(xù)壓縮，基層干部有了更多時間精力服務群眾。

具體到不燦洼村，10多塊牌子減到4塊。這一次，韓永新變了習慣，李銳更接地氣，“守住攤子、完成任務的惰性少了；為民擔事、勇于干事的主動性多了。”兩人攜手調研，方案最終成形——種植特色小香米，每畝地流轉費100元。

今年豐收時節(jié)，張增小眉眼帶笑：“流轉費不少，還能拿分紅吶。”

風成于上，俗化于下。為基層減負的這股浩蕩新風，回蕩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