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兩彈一星”元勛之一，于敏是我國自主培養的杰出的核物理學家，也是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
周光召稱他“畢生奉獻、學界楷模”。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國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等十幾項重大獎項的于敏，曾經為了我國的核武器研究而“隱身”長達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跡也鮮見于報端。
創造世界紀錄的“兩彈元勛”
“這次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從事氫彈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都是指氫彈。從理論到技術，氫彈都要比原子彈復雜得多。為了加快氫彈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國家選派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34歲年輕有為的于敏，帶領他的原子核理論研究小組，正處在重大成果突破的關鍵時刻。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于敏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分配。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圍，經歷了我國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之后，于敏帶領的科研隊伍終于實現了氫彈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亞院士評價稱，在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的過程中，“于敏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作用被一同參與研究的同事們直接評價為氫彈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并代表獲表彰科學家作了發言。
他在發言中總結道，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3個月，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而中國人只用了2年8個月的時間，創造了研制氫彈的世界紀錄。
開創歷史的“國產一號土專家”
于敏在回憶自己的“轉行”心路歷程時說到，“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慘痛的記憶，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親當時是天津的一位小職員。他在天津耀華中學念高中時，就以門門功課第一的成績聞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進了北大工學院機電系。1946年，出于對理論研究的熱愛，于敏轉到理學院物理系，并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天賦很快展現出來，并以驚人的記憶力和領悟力贏得教授們的欣賞。1951年于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不久，他被慧眼識才的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歲的于敏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獲諾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問，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訪華時，也稱贊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
以我國當時的條件，想要快速突破氫彈著實困難重重。不過，“土專家”有他自己的辦法。此時，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決問題的特質得以發揮，他領導下的工作組人手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計算著，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交到了錢三強的手里，一個又一個未知的領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于敏幾乎是惟一一個未曾留過學的人，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巔峰。彭桓武院士說：“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錢三強稱，于敏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義者”
于敏說，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正是因為懷抱著對和平的強烈渴望，才讓本有可能走上科學巔峰的于敏，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默默無聞的核武器研發。
“我當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贊成核武器最好都徹底銷毀、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國幾次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來打我們，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負的話，就不能沒有核武器。”
于敏說，但我國的核武器是屬于戰略防御性質，完全是為了自衛。因此，技術路線也和國外不同。我國核武器是用先進技術打破核壟斷，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樣化。“我國的核武器是威懾力量，主要防備他國干預我國內政。”
“我想，核武器最終會被銷毀。”于敏堅信，當全球戰略多極化，霸權主義沒有實戰余地的時候，和平與發展將真正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