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系畢業(yè)當記者：我走進了N種人生

2018年11月8日，泉州市泉港區(qū)肖厝村，一名養(yǎng)殖戶在清理現場。

從名校物理系畢業(yè)后，我當了一名記者。這一年，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你為什么要做記者？

親戚朋友、同學師長都問，后來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解釋。在我看來，問題的本質是，如何與這個時代的焦慮和迷茫共處。它們從生活的每一條縫隙里透進來，時時敲打你。

和大部分年輕人一樣，我也沒有答案。

很多人說我行動力強，在做記者這件事上亦然，因為想做，所以就做了，說是任性也不為過。我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這么多人都能做，我也能做。

第一年當記者，我去了9個省，15座城市，到過被垃圾層層包圍的小山村、建在大海上的兩層漁排小樓……拖拉機、小木舟都曾是我的交通工具。受訪者與我分享自己的喜樂悲苦，讓我從每日的瑣碎中短暫抽離。我無以為報，能做的唯有傾聽和真實地記錄。

這一年我到過的現場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泉州泉港區(qū)肖厝村的漁港。離“碳九”泄漏地還有數公里時，我就聞到了空氣中彌漫的類似油漆的刺鼻氣味。整個港口的水面都漂著一層薄薄的油，不斷有漁排下沉，有的漁民居住屋也半沉入海水。此時，在水中清理的村民只是戴著最普通的薄口罩，而做這項工作的酬勞，是一天500元。

這已經是事發(fā)后第4天，幼兒園、學校照常上課，可教室里沒多少孩子。村子90%的家庭靠海吃海，近萬人的村子幾乎走空了，每家只留下一個男人照看家業(yè)，等待可能的賠償。

一個月后，我又去到另一個讓人悲傷的現場。在江蘇省一座城市，一名16歲的高中生深夜跳樓自殺。我想還原這個孩子最后的生命軌跡，于是去了他家、學校，找到了他的父母、同學、老師等。

我在深夜時間，爬上了他墜亡的那棟樓的樓頂。我看著電梯的數字越來越大，然后一步步爬上天臺，攀在圍欄邊。樓很高，事發(fā)那天還下著微雨。我試圖體會，一個16歲的年輕人在生命最后時刻都經歷了什么，他可能面臨多大的恐懼與彷徨，是什么事情，讓他選擇一躍而下。

如果不是去到現場，他們只是新聞消息里的一個個數字，人世間的悲苦本不相通。我從一個尚能溫飽的家庭平安長大，人生最大的挫折，不過是升學考試失利、家長做生意不順。

這些故事讓我忘記了自己。在泉州，上至70歲的老漁民，下至30歲的年輕人，在采訪中都不禁垂淚。他們很多人每天起早貪黑，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把自家的產業(yè)從幾米見方的小漁排，一點點擴張到鋪滿一小片海域。

我還認識了一位父親，他的兒子加入一個約死群后自殺身亡。后來，他決定潛入這些群，拯救兒子的同齡人。人性中最美好和最陰暗的部分在他的故事里交戰(zhàn)。

我本能地希望，這些故事不再發(fā)生在更多人身上，留下的都是美好的結局。

事實上，在更大的范圍里，這些故事可以用稀松平常來形容。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背后，是一場典型的地方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民生之間沖突，當地居民與不斷擴張的化工區(qū)的對峙已經持續(xù)了20年。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浙江省溫州樂清市樂清灣、江蘇省太倉市浮橋鎮(zhèn)等地。

有些惡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去年9月，長租公寓品牌“自如”被曝大量房屋甲醛含量超標，這在房屋租賃市場不是新鮮事。

一名采訪對象向我形容自己治療的痛苦，說做纖維支氣管鏡時，疼痛從顴骨、鼻梁開始，一直延伸到嗓子、后背和肺部，感覺“窒息”，怎么深呼吸都沒用，“就像死魚一樣，嘴巴一張一合都是無用功。”

一些消費者的維權之路漫長而充滿荊棘。有時，很多人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頭向上推，又一次次接受它滾落回原地。

后來，泉州泉港區(qū)的多名官員被免職，但靠海吃海的村民仍在為生計發(fā)愁。“自如”們依然活得好好的，那些住過甲醛房的住客不得不繼續(xù)生活。

回看這一年我跑過的現場，我與同行們的作用實在有限，但大家仍然抱著日拱一卒的心態(tài)去到下一個現場。我仍然期待著水滴石穿的一天。再不濟，我曾分享他們的經歷，讓他們的悲喜有一個出口，也為這些人留下了一些記錄。

獲得他們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報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故事，我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的艾滋病門診里守了4周，被幾十名患者拒絕。在我要放棄的時候，一名患者同意接受采訪。她說，因為看到我在診室里耐心地坐了一上午，似乎一點也不害怕艾滋病，她被打動了。

我還認識了幾名因“5·12”汶川地震失去父母的孩子。剛見面坐下，他們就開始講地震時的經歷、地震后怎么接受人們的幫助，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愿意說。我去到他們生活的地方，和他們吃火鍋、喝酒，一直到半年后，他們才愿意和我講自己的故事。

一個孩子告訴我，這些年，他們接受過幾十個記者的采訪，每個人問的問題都一樣，出現一次后就消失。有關災區(qū)的勵志故事太多，成龍成鳳的故事太多，人們的期待也水漲船高。其實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著，或快或慢，能夠健康長大，就夠了。

信任有時要靠一股“軸勁兒”去爭取。為了弄清后來被稱為“404教授”的梁瑩是否存在學術不端的行為，我到高校圖書館的期刊室里，一篇篇閱讀了她所有的中文論文，再和知網中主題類似的論文對比。后來和學校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交流時，他們本拒絕了采訪，但聽我說閱讀了她所有的論文，并發(fā)去學術不端的證據后，他們愿意開口和我講述他們所了解的情況。

更多時候，我剛表明身份，對方就掛斷了電話、關上了房門，后來我發(fā)現，我的電話進了部分軟件的“騷擾電話名單”。我突然理解了當時人們對我職業(yè)選擇的困惑。記者又窮又苦，在網絡空間有不少不懷好意的“雅號”。

即使在親戚朋友中，我也是個“煞風景”的存在。今年的年夜飯上，我和舅舅在廚房大吵一架，起因是他帶來了一盤假冒三文魚的虹鱒魚——這種淡水魚中可能含有寄生蟲，我要求煮熟后端上桌。常常有長輩語重心長地和我說，不要太“憤青”了，太執(zhí)拗活著很累。

但有時，執(zhí)拗會有結果。那個垃圾圍村的村子，因為有人執(zhí)拗地舉報，有記者執(zhí)拗地報道，有關部門執(zhí)拗地調查、執(zhí)法，最后這個社區(qū)黨支部書記及相關派出所所長被刑拘。梁瑩后來被教育部取消“青年長江學者”稱號，被南京大學取消教學和研究資格。

當然，這些故事還等著更多回應：在這片土地上，垃圾圍村的故事為什么時有發(fā)生？是什么造就了梁瑩，學術界還有多少個“梁瑩”？

上個月，幾位我采訪過的住過“自如”甲醛房的人發(fā)來消息，他們起訴涉事機構的案子，已在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法院分別開庭審理。每到這種時候，我會覺得，那些推上坡的石頭并不是落回了原地。

新的一年，我打算保持“憤怒”。盡管我仍然無法回答有關焦慮和迷茫的問題，但對我來說，它似乎已經不再是一個不得不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