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引發關注。
資料圖：廣州CBD金融區 來源：視覺中國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灣區。灣區首先是一種自然狀態，工業化以來，灣區或是沿海大都市成為城市化的主體。從全球范圍來看，全球有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區。
與此同時，世界級灣區還一直主導著全球科技創新的方向，是國際大都市群發展的標桿，孕育了不少領導全球創新潮流的科技企業。
以三個世界著名灣區為例：
舊金山灣區：主導產業是信息產業和生物醫藥，最有代表性的是硅谷；
紐約灣區：核心產業是金融，文化藝術產業也很發達；
東京灣區：代表產業是高端制造，造船、鋼鐵、汽車、精密儀器等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
而此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更加強調科技創新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以下稱珠三角九市），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7年末總人口約7000萬人，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港珠澳大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根據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有五大戰略定位：
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
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
那么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相比，有何優勢？又和國內其他城市群（比如長三角、京津冀）有何不同？城市群又該如何引領科技創新？備受矚目的金融市場又有著怎樣的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有何不同？
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之一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我們就從“大灣區”和“城市群”兩個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有何不同。
說到大灣區，很多人首先會對標世界其他三大灣區，從數據上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面積更大、人口更多、經濟增速更高，規模優勢十分突出。但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GDP、服務業水平以及世界五百強企業數量等指標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仍存在差距。
圖片來源：中新網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的不應該是這三大灣區，而應該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TPP。因為“和這些地區類似的是，粵港澳也面臨資源整合的問題”。
在鄭永年看來，內地、香港、澳門各自面臨發展瓶頸：內地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需要各方面的創新；香港的制造業已經轉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務業，面臨發展瓶頸；澳門則是產業單一。
但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把三地要素結合起來進行解決。“這就和歐盟內部很像，分散開，各自力量不算強；合在一起，人員、資本、技術，全要素流動起來。”
再看城市群概念，粵港澳大灣區之外，我國還有其他城市群，比如京津冀、長三角等，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實踐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創會會長肖耿認為，和其他城市群相比，粵港澳大灣區與眾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它已經有了香港這個全世界最優秀，也最發達的國際金融中心。其他城市雖然也在向國際金融中心發展，但是它們是很難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內完全趕上和超越香港的。所以香港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能給粵港澳大灣區帶來核心特色的比較優勢。”
再聚焦到此次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本身，思客對“綱要規劃”全文（共2.65萬字）進行了“關鍵詞”文本分析。根據ROST內容分析系統檢索，“合作”、“創新”和“科技”等關鍵詞的頻次最高，其次是“國際”、“文化”、和“金融”。
數據來源：ROST內容統計系統
通過高頻詞的分析，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進行解讀。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該如何引領科技創新？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認為，依靠創新和靈活機制，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形成“合作紅利”，是各方需解決的創新型難題。
從創新出發，馮奎從四方面提出了如何使合作紅利最大化。
首先，要使創新要素能夠充分流動。從推動節奏來看，內地城市應有時間表實現全方位向港澳人才開放，港澳則應創造條件有序向內地人才開放。廣東省目前已推出“人才優粵卡”，可在此基礎上，擴大港澳居民享受市民化待遇的對象與內容范圍。大灣區要率先推進專業人員資格的互認。結合自由港政策的擴展，促進商品貨物特別是科研器材通關便利化。要探索人民幣、港幣、澳幣匯率合作機制，率先實現科研創新經費出入境自由流動。
其次，要培育壯大創新型產業體系。充分研究第四次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前沿，確立大灣區科技產業發展重點方向。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的制造業比重在5%-15%之間。大灣區珠江三角九市的制造業比重為60%。政府應積極推動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發展數字經濟，形成大灣區創新經濟的特色競爭力。推進科技研發、實體經濟、人力資本、金融資源協同發展，形成創新型產業鏈條。推廣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灣區的應用，建設智慧灣區、智慧科技走廊、智慧社區等。發揮港交所、深交所的作用，推動金融資源順暢進入實體經濟，支持新經濟、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
然后，要放大創新平臺的作用。瞄準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的前沿問題，鼓勵港澳與內地城市前瞻性地共建國際化的科研平臺、聯合實驗室等，開展專項研究。布局建設一批創新中心、科技產業園、創新研究院、創新工場。充分發揮中央政府部門的協調統領作用，在港、澳與內地城市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平臺的伙伴實驗室。世界級創新中心必然是知識產權易活躍的區域，提升廣州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深圳專利展示交易平臺等功能，建設對創新具有引領性的知識產權服務平臺。
最后，要完善創新合作的體制機制。深圳的創新依托于企業，受制于一些瓶頸障礙（如高房價等），高端人才流失嚴重，原始創新力量依然薄弱。除廣州、深圳之外其他制造業城市，研發活動不夠。香港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發人員與開支均超過50%，推動香港高等教育機構與內地企業的合作空間巨大。大灣區合作在稅收、勞動保障方面存在著政策差異，應探索做出適應的政策調整。
為何科技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關鍵因素？
馬化騰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手握科技發展的“好牌”。在他看來，未來的科技領域的發展，“軟件、硬件、服務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大家現在看到，不管是電子產品還是軟件開發，都不能孤立發展，一定是整合在智能設備里面，軟硬結合，同時又連到云端，與后端的云服務進行整合，這是大勢所趨。這三者恰恰是粵港澳灣區的優勢，包括香港、深圳和廣東的很多珠三角企業。如果能把這三方面的優勢整合起來，我覺得大有可為”。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專家陳廣漢在接受思客專訪時也認為，“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非常符合實際，也是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現代國際科技中心時，仍然可以用“前店后廠”的理念——根據動態的比較優勢實現區域分工，尊重市場化的原則，和國際開放性接軌。
陳廣漢分析，粵港澳過去形成的“前店后廠”模式，主要建立在早期香港、澳門與珠三角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基礎上，那個時候，中國內地有廉價勞動力、土地；香港、澳門有市場營銷能力、資金管理能力，這樣就形成了垂直的產業分工。這種模式隨著內地市場不斷開放發生了變化。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繼續發揮比較優勢，不搞零和游戲，在整合、協同過程中開放。陳廣漢認為，“這是珠三角的天然優勢和看家本事。”
備受矚目的金融市場有著怎樣的機遇？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何飛接受采訪時分析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建設國際金融樞紐”方面對各地定位做出具體安排，并指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金融相關方面的五個兩點。
何飛指出：“首先就是加強了港澳與內地金融合作，特別是著力深化了澳門與內地的金融結合。其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綠色金融放在更為重要的發展位置，比如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廣州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等。三是聚焦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實現大灣區‘理財通’。四是金融服務‘一帶一路’舉措務實，進一步擴大了開放。五是在重大平臺建設開發中強化金融功能。”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實踐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創會會長肖耿在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解讀中，也強調了大灣區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優勢。
“在國際金融方面，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港幣和美元是掛鉤的，香港又會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有了這兩個貨幣，未來，香港在國際金融方面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世界上有3個重要貨幣，就是美元、人民幣、歐元。目前來看，與美元和歐元相比，人民幣的的國際化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未來，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整合的話，人民幣的國際化可能會有相當大的突破。”
除了香港，肖耿還指出了澳門、橫琴同樣具備發展亮點。“橫琴作為半島，在開放和國際化方面有優勢，可以在未來做突破性試點。橫琴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試驗區，作為一個半島，它可以全方位復制香港的一些做法，因為它可以‘一線放開，二線管住’，所以從各個方面來看，它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一個自由港試點。”
（編輯：王乙雯 張快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