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扶貧，會留下哪些裂痕
正值脫貧攻堅的決勝階段，各地精準扶貧熱情高漲。但一些基層干部向半月談記者反映，不少地方在扶貧過程中過度留痕，信奉“搞工作不如搞材料，留足跡不如留痕跡”，材料痕跡歷歷在目，扶貧工作松松垮垮。
他們呼吁，扶貧工作關鍵看實效，要向處處留虛痕病癥開刀，堅決消除扶貧中的形式主義，以避免產生新的裂痕。
扶貧留痕知多少，教師也要走過場
中部某地的干部，前不久一直忙著和貧困戶合影。這樣做，無非是在群眾的精準扶貧檔案袋中，留下照片。
“有時，上級檢查的來了，問起對口幫扶干部的情況，群眾說不清，上級檢查部門就認為是干部工作沒做到位。干部有口說不清，索性拍了照片，洗出來一張，放在群眾的檔案里。”該干部說。
除了合影拍照，填表也是扶貧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環。西南一駐村扶貧工作隊隊長說，在2016年，扶貧表格一周換過9次，如今需要填的表格依然很多。還有很多貧困戶的表格不能涂改，否則就要重新填寫。“我現在還在籌集資金用于打印。”
“扶貧工作本月小結、扶貧工作月總結、易地扶貧搬遷拆舊復墾進度統計表、精準脫貧計劃、精準脫貧總結……從2018年3月到12月，我們填的表格超過300種。”西南某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駐村第一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除了群眾的表格外，每個月駐村隊員需要填寫的表格就接近10種，包括民情日記、每天簽字表、報備表等。
還有不少扶貧隊員告訴記者，安排他們扶貧本身就很形式主義，他們也只能以形式主義來應對，“下去就是為了打卡，完成扶貧任務而已” 。
中部一名被安排了扶貧任務的教師告訴半月談記者，學校讓他們將扶貧放在第一位，哪怕學生停課也要扶貧，而他們因為專業不對口，下鄉了解的情況又很表面，所以只能走過場敷衍了事，開車去村里填個表、拍個照就回家。“扶貧真不是教師的強項，下鄉支教還比較靠譜。”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為了讓扶貧隊員駐村，有些地方還要求下載APP、實行打卡機制。一次，有一名扶貧干部忘記打卡，馬上就收到提醒的短信，正在走訪群眾的他只能立刻停下來，先完成打卡。
一名參與貧困戶檔案資料整理工作的干部認為，為了留痕而留痕，讓扶貧干部將原本就十分緊張的工作時間，不得不用在補材料上。“這就是以形式主義來反對形式主義。”
為個人完成任務考慮得多，感覺不光彩
一些基層干部說，駐村打卡，增加了下面和上面的對抗；同時，一些本來可以跑資金項目、落實技術方案的人員也被拴死了。當然，一些人也想出 “新招”應對，比如用兩部手機，一個放在村里，一個帶在身上。
“處處留痕，還暴露了上級對下級的不信任。”一些扶貧干部說，無論是打卡還是填報一些表格，只是部分領導推卸責任、應付檢查甚至是邀功請賞的方式。“他們好給上級領導匯報，說扶貧干部都在駐村，精準扶貧工作開展得如何如何……”
扶貧過度留痕，不但讓扶貧干部深受其擾，也讓貧困戶不厭其煩。
不少扶貧干部對半月談記者說，每次去都是拍照、按手印、看身份證，群眾會有抵觸情緒，看到扶貧人員就“不給好臉色看”，甚至想辦法捉弄扶貧人員。“你去家訪時，他故意不在家，讓你白跑一趟。”
“扶貧本來是件好事，現在卻成了干部和群眾心中的一道裂痕。”一名負責扶貧的干部說，“扶貧本來很光榮，但由于給群眾解決的實際問題少，為個人完成任務考慮得多，自己心里也慚愧，反而感覺不光彩。”
“痕跡化管理違背初衷、費時費力，基層干部不勝其煩，卻無奈地將之視為自證清白、自證努力，實現政績可視化的方式。這些做法不但消耗了行政資源，拖累了行政效率，更影響了黨和政府形象。”九三學社湖北省委副主委徐禮華說。
一名鄉鎮扶貧干部告訴徐禮華，最忙時曾一天上報8套表格，平均每天上報2到3份匯總材料。貧困戶檔案涉及各類登記表、調查表、明細表、記錄表等20余種材料，一戶檔案多達50余頁；且填報口徑頻繁調整，重整檔案耗時費力。
突出結果考核，加強民意調查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程德安認為，扶貧工作應當因才施用，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要讓一批真正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下鄉扶貧。
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考核方式。徐禮華建議，實行歸口管理，避免多頭重復考核；審慎搞“一票否決”，控制否決事項數量；檢查工作以暗訪為主、明察為輔，提倡不打招呼、不事先通知，切實改進工作機制；突出結果考核，輔之以過程考核，由考核痕跡變為考察干部“足跡”、“實績”，打通“最后一公里”。
另外，要優化評價機制，加強民意調查。一些基層干部建議，適當引入第三方評價制度，通過服務對象、相關專家、所在地區群眾評價的數據分析和事實記錄，逐步在工作檢查、績效考評、班子考核中增大民意調查權重；善于通過短信、手機App等開展即時評議、大數據評議，搭建“指尖上的民心工程”。(實習生崔曉強對本文亦有貢獻)
半月談記者 韓振 梁建強 楊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