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個村（居）委會，東西直線距離40公里，七方鎮是棗陽市第一大鎮。
如何將基層治理的觸角伸到每一個小村，緊密村與鎮的聯系，增加鄉鎮對村的管理能力？
在田間地頭，鄉村“格格”探出一條鄉村治理的新路。
聯合辦公解決百余戶飲水問題
最近，七方鎮王坡村村民們有一件喜事兒：困擾已久的飲用水問題終于要解決了。
“張主任，我們村在曹營水廠供水的尾水地帶，有30多戶沒水吃。”前段時間，在例行巡村收集群眾需求時，七方鎮社會事務辦副主任張遠忠接到王坡村群眾反映。
張遠忠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七方鎮七方片區工作組組長。
他與鎮上另外兩名干部、連同七方社區前任老支書李萬貴共4人，組成七方工作組。他們全天候駐村，每周走訪片區群眾，上傳下達政策民情，協調處理七方社區居委會及周邊13個村的整體工作。
“與王坡村相鄰的其他村可能也存在類似問題。”接到反映后，張遠忠請工作組責任片區內14個村（居）委會的支書們與10多名村民代表到工作組駐地開會，了解本村群眾飲用水狀況。匯總下來，共有3個村、100多戶缺水。
“能不能在中心位置打飲用水井？”在七方社區工作20多年的李萬貴建議。
討論后，工作組形成兩個方案：一是從鎮上水廠送水，可解燃眉之急，但不是長久之計，且成本高；二是在中心位置王坡村打飲用水井，能一勞永逸，但涉及到七方鎮和棗陽市多個部門。
工作組將情況帶回鎮里。“鎮里負責協調各部門，你們隨時匯報新情況。”七方鎮黨委書記程建勝說。
隨后，程建勝與財政、供電、水利、農業等部門聯系。最終決定，各部門各派一名工作人員加入工作組，聯合辦公解決問題。
如今，飲用水機井已打造完畢。待管道鋪設后，100多戶的飲用水問題將徹底得到解決，附近380余戶村民能實現“就地取水”。
網格管理“縮短”村鎮之間的距離
七方工作組，只是七方鎮8個駐村工作組中的一個，是七方鎮歷史沿革與現實需要的產物。
1999年，為減少中轉環節，加強基層黨政部門直接與民眾銜接，七方鎮撤銷了農村辦事處。
2001年，四鎮合一。成立后的七方鎮人口從3.6萬人增加到11.5萬人，轄區面積從146平方公里增加到305平方公里。最遠的于王崗村距離七方鎮鎮中心達24公里。
“政策精神難以及時傳達到田間地頭，工作安排也無法落實到戶。”程建勝發現，由于七方鎮轄區面積過大，通往群眾的道路太長，為民辦事的效率太低。
如何縮短鎮與村之間的距離？
2016年，七方鎮設立七方、隆興、大店、羅崗等8個工作組，每個工作組由3人左右組成，負責8個至15個村的工作落實。工作組駐村工作，走訪村民群眾，收集群眾的所思所想所求；在責任片區的中心村設立辦公室，第一時間處理各種突發事件。
“工作組成員在選擇上也兼顧村鎮兩級干部與群眾意見，通過工作組搭建村與鎮之間的橋梁。”程建勝介紹，鎮級干部能將村里的情況與上級意見及時上傳下達，就地解決職責權限范圍內的事情；同時將有作為的村支書、群眾吸納到工作組，能及時反映村里問題，出謀劃策；必要時將相關職能部門納入工作組，多方聯動共同解決群眾訴求。
“格格”來了熟人社會治理新模式
在城市，有社區“格格”；在鄉村，也誕生了片區“格格”。它們都是基層組織聯系群眾的“銜接機構”。
在鎮與村之間設置“銜接機構”的，不僅僅是七方鎮。
在武漢市新洲區，全區有14個街（鎮）有下轄村，總計下轄500個村（不含農場大隊）；其中，最多的一個街道——三店街下轄67個村。為方便村街（鎮）聯系，絕大部分街（鎮）在二者之間設立“二級機構”黨總支。
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信息顯示，截至2017年，全國共有鄉鎮級區劃39888個，村民委員會554218個。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介紹，平均每個鄉鎮人口在3萬到5萬人之間，大的鄉鎮人口超過10萬，最大的村規模超過1萬人。
調研中，賀雪峰發現，浙江省類似“銜接機構”叫聯村干部，山東省鄉鎮和村之間設有“管區”，其他省也有類似情況。有的鎮上，按東南西北劃分四個片區“機構”管理片區內鄉村，片區內每個村的駐村干部與片區“機構”負責人形成一個管理片，負責政策的上傳下達。
“鄉鎮管理的村過多，有些鎮領導干部都不認識村支書，怎么能把工作開展好？”賀雪峰說，村級治理中重要的一條是，基層組織應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基層組織如果脫離群眾，村民訴求無法上達，國家惠民政策難以下達，會降低治理能力。在鎮與村之間設立工作組等“銜接機構”，吸納熟悉群眾情況的村干部進工作組共同管理，以熟人社會治理為基礎，以事件為管理內容，以處置單位為責任人，鄉村的片區“格格”一頭聯系群眾，一頭聯系著國家，以村鎮聯動、部門聯動、資源共享的新模式，實現鄉村社會治理的新發展。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王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