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堂五四晚會上的科學精神課，你有認真聽嗎？

張蓋倫

青年演員白宇戴了眼鏡，手里拿本共產黨宣言。此刻，他是老師。

“這堂課，我們就來講講科學精神。”

白宇

科學精神并不虛無縹緲，它真實地體現在一代又一代科學家身上。

“追求真理，熱血報國，從來都是科學精神的一體兩脈。”他說，“科學，呈現于圖紙 、公式、推理，每一位科學大師的精神匯成了國之血脈。”

在央視五四晚會的科學精神課里，出現了由五位大學生詮釋的五位科學大師——竺可楨、李四光、鄧稼先、陳景潤和師昌緒。

名字你我或許都熟悉，但他們的故事仍能講很久。

竺可楨（1890-1974）

他是我國現代氣象學和地理學的奠基人。

竺可楨在美國獲得了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1918年回國之際，面對的卻是滿目瘡痍。當時，中國僅有兩座測候所，而且都由外國人控制。他感慨，這是一種恥辱。

1927年，中央研究院創辦，蔡元培找到竺可楨籌建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并任所長。任所長16年來，竺可楨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國設立了百余個氣象觀測點。1930年起，中央氣象研究所正式繪制東亞天氣圖，發布天氣預報和臺風預報，這也是中國獨立發布氣象預報的開端。

對浙江大學來說，竺可楨這個名字，更具特殊意義。他是浙大風雨飄搖之際的校長，戰火之中，他帶著浙江大學1000多名師生走上西遷之路。

他本不愿當這個校長，“不善侍候官長，亦不屑為之”；但“若于浙大有所補益，亦愿全力以赴”。

他說，想要讓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首先應該培養一種“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他還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千萬不要有做大官賺大錢的想法，否則就有變成貪官污吏的可能。

浙大在抗戰硝煙中奇跡般崛起，被人稱作“東方劍橋”。

新中國成立后，竺可楨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分管生物和地學領域。

竺可楨為后人留下的，不僅有他開拓的科學事業，還有從1936年到1974年間共計800多萬字的日記。

去世前一天，竺可楨仍記錄下了當天的氣溫和風力。

五四晚會上的竺可楨，浙江大學蔣博文飾

李四光（1889-1971）

這位新中國地質學奠基人，小時家境貧寒。14歲時，他獨自到省城求學，填資料時寫錯了名字，才陰差陽錯成了李四光。

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獲得自然科學碩士學位，也在北京大學教過書。新中國成立后，本已留在歐洲從事科研的李四光，和妻子一起回國。

他用實地考察，證實了中國冰川遺跡的存在；他運用地質力學原理，建議中央將石油普查工作作戰略東移，幫助發現大慶油田，之后，又找到了大港油田、勝利油田等，粉碎了“中國貧油論”。

他一直念茲在茲的是地震預報。在生命的最后7年，李四光還指揮和領導著中國地震預報的工作，也曾多次深入實地考察地震的預兆。他提出了地應力測量的概念，認為通過觀測地應力情況可以預報地震。

不過，這些工作他還來不及總結，便溘然長逝。

李四光有句名言——“真理，哪怕只見到一線，我們也不能讓它的光輝變得暗淡。”他曾說，搞科學研究，心只管細，膽只管大。“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懷疑態度，不要為已成的學說所壓倒。”

五四晚會上的李四光，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杜俊鴻飾

鄧稼先（1924-1986）

這位兩彈元勛的名字，已經感動過無數人。

1958年，34歲的鄧稼先接過研制核武器的任務，從此走進大漠荒煙，從此隱姓埋名，從此再也顧不上小家。

“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在調動工作之前，鄧稼先這樣對妻子說。

他“消失”了。有時突然回家，然后又突然離開。鄧稼先的工作保密性太強，他不能多說，妻子不敢多問。

鄧稼先和他的同事，一代人完成了其他國家五代科學家完成的任務。他進行過32次核試驗，32次中，有15次是親自在現場指揮。

核彈制成后，要再次全面檢查各項參數，各個部件，插好雷管，運送到基地進行核試驗。在這之前，需要科學家簽上名字，表明核彈已經準備就緒，可以點火。

鄧稼先，就是簽字的人。

楊振寧曾經寫：“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和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準確永遠是一個問題。不知稼先在關鍵性的方案上簽字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

長期和核物質打交道，核輻射侵蝕著鄧稼先的身體。身體情況的急轉之下，發生在一次核彈試驗后。核彈沒有如期爆炸，鄧稼先親自去尋核彈碎片，遭到了嚴重的輻射損害。后來，他患上直腸癌。

結婚28年，鄧稼先和妻子真正的相處時間，只有6年。在他投身核武器研制后，兩人共度的日子，只有鄧稼先生命中被病痛折磨的這最后一年。

臨終前，鄧稼先說，如果生命可以再生，他仍然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五四晚會上的鄧稼先，清華大學李凌霄飾

陳景潤（1933-1996）

他是數學名家，也是七八十年代時眾人心目中的科學偶像。

他在文學作品中的最大特點，就是“癡”。仿佛除了數學，再沒什么能擠進他的精神世界。

70年代，在證明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時，陳景潤住在中關村88號樓單身宿舍，房間6個平米。他獨自一人和難題較勁，草稿紙用了三麻袋多。形成對比的是，1965年，布赫斯塔勃等證明“1+3”用的是大型高速計算機。

他也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

曾經，國際數學家聯合會主席請他出席國際數學家大會，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數學家聯合會的席位被臺灣占據，為了維護國家尊嚴，陳景潤甘愿放棄這一機會。

人們說陳景潤是天才，但他在數學上花的時間，投入的心血，也同樣遠超其他普通人。

1981年，陳景潤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也就是今天的中科院院士。陳景潤還發起創建了計算機技術研究所，也是中國最早主張研制電子計算機的科學家之一。

陳景潤說，攀登科學高峰，就像登山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一樣，要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懦夫和懶漢是不可能享受到勝利的喜悅的。

圖注：五四晚會上的陳景潤，廈門大學于清川飾

師昌緒（1918-2014）

他被國外同行稱作“中國高溫合金之父”。因為他，這一涉及航空航天軍事領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國從無到有，并擺脫國外掣肘；也是他，開創了我國金屬腐蝕與防護領域，倡導材料科學基礎研究與工業應用相結合。

1965年，師昌緒帶領團隊研制出我國第一代鑄造多孔空心葉片，這種葉片裝備了我國上個世紀60至90年代生產的大部分先進發動機。

師昌緒一向重視科技成果的實際應用。當年，大家普遍認為科研院所應該搞理論，但師昌緒覺得，搞材料研究，就是要把材料用上去。

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時，師昌緒把眼看沒人管的幾十個材料腐蝕數據網站管了起來，把腐蝕試驗站的數據監測分析建設列為基金委重大項目。待到日后國家大型建設工程上馬，大家才感慨他的目光長遠。

人們說師昌緒愛管“閑事”。凡是于國有利、于民有益的事，師昌緒都要管一管。

比如，他和其他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2000年前后，又向國家建議組建國家納米科學中心和國家納米工程中心。

師昌緒一直在工作，早8晚4，一周五天。他感慨，一般人60歲退休，我已經多干了30年，也算對得起國家。

他曾這樣寫：“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要對人類有所貢獻。作為一個中國人，就要對中國作出貢獻，這是人生的第一要義。”

圖注：五四晚會上的師昌緒，西北工業大學郭凡溥飾

這些科學大家的名字，已經寫入歷史。

當然，在他們身后，還有一串串熠熠閃光的名字，共同鑄就共和國科學的豐碑。

前輩開創的事業，此時可能已經鮮花著錦，也可能依舊荊棘密布。

青年科研人員仍要手擎旗幟，前赴后繼，上下求索。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和擔當。

最好的紀念，就是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