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美國政府上任伊始，提出了“買美國商品，雇美國工人”的施政原則，強調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政客“一手胡蘿卜，一手大棒”，對于來美國建廠的企業給予優惠政策，對那些關閉美國工廠、去境外設廠的企業，就拿關稅做文章，逼迫企業回美國生產。這些貿易保護主義行徑，真能讓美國實現“制造業回流”嗎？
“制造業回流”能否實現，首先要看導致美國制造業外流的原因是什么。從美國國內經濟看，其制造業外流是由美國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決定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共同推動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明顯加快。為實現最大限度盈利，美國的跨國公司把越來越多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它們通過產業轉移，降低成本，擴大市場，轉移污染，提高資本的獲利空間。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資本避開了利潤率較低的實體經濟部門，轉而投向金融領域，從事金融投機活動，導致美國經濟出現空心化和虛擬化。
從對外經濟看，美國的制造業外流與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有很大關系。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美元屬于世界貨幣，居于霸權地位，以此為基礎形成世界經濟的運行格局，其主要特點是：美國供應美元貨幣，其他國家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供應物質產品。美國大量進口，形成貿易逆差，其他國家大量出口，形成貿易順差。在這種格局下，美國要鞏固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就需要其他國家手中持有足量的美元用于交易，而只有美國存在持續的貿易逆差才能夠向其貿易伙伴穩定地輸出美元。這就意味著，美國制造業的回流有可能會損害美元的霸權地位，這是美國制造業難以回流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美國2018年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11.4%，金融保險、房地產和租賃業占GDP的比重則為20.7%，去工業化和金融化的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嚴重。可見，美國要實現制造業回流并不容易。
美國政府推行的“制造業回流”政策也不符合國際分工發展規律。當前，全球價值鏈的塑造使得世界各國在制造業體系上形成了復雜的分工關系，美國在多數中低端制造領域并沒有成本優勢。相比而言，中國在許多制造業行業中不僅有成本優勢，還有勞動力素質、生產組織、基礎設施、供應鏈、市場等多方面優勢。比如，從勞動力方面看，根據德勤和美國制造業協會發布的研究報告，未來十年里美國制造業勞動力缺口將從200萬上升到240萬，部分緊缺崗位甚至可能上升兩倍以上，熟練勞動力的缺乏可能影響美國17%的制造業產值。這種勞動力的短缺極有可能會推高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從而提高美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因此，強迫企業將工廠搬回美國，實際上是在損害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近來，媒體中曾有一些關于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報道，然而相對于美國制造業龐大的體量，個別案例并不能說明問題。比如，富士康2017年宣布要在美國威斯康星州設廠就被當做標桿“政績”大肆宣揚，但是兩年過去，富士康的計劃一變再變，遲遲無法完成當初的設想。
再從制造業的數據上來看，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計劃并沒有順利實施。從反映美國工業產品產量的工業生產指數來看，經過季節調整之后，無論是整個工業部門還是制造業部門，2019年以來都處在連續負增長的狀態下，分別比2018年年末下降了1.2%和1.6%。而反映工業行業景氣程度的工業整體和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則分別為77.9%和75.7%，分別低于1972年至2018年平均值的79.8%和78.3%。因此，拋開那些個別的案例，從整體上看，美國的制造業并沒有在貿易保護政策中成長起來。
制造業的全球分工是生產社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延伸，是生產力發展的大勢所趨。這個趨勢盡管會受到某些國家政策的干擾，但絕不可能逆轉。現在美國政府寄希望于通過加征關稅、高筑貿易壁壘等手段制造貿易摩擦，以貼“賣國標簽”、威脅加稅等方式要求美資跨國公司回流美國，這種做法是不會達到預期效果的。反倒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美企業高度融合于產業鏈、價值鏈中，關稅成本的增加勢必從中國企業傳導至美國企業，增加美國企業的成本。而且，加征關稅將嚴重破壞全球價值鏈，沖擊全球范圍資源配置，產生廣泛的負面溢出效應，降低全球經濟的運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