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的愛與期望

□夏夢

那年臘月十二，我在大雪紛飛中降生。父親因我是女孩掉頭就走，母親怕旁人議論未婚先孕的窘境，連出門都不敢把我抱在懷里，我像個“見不得光”的孩子，連曬太陽都成了奢望。有一次她急著出門，把我獨自留在空蕩的屋里，等她匆匆回來時，我已哭得幾乎斷氣，小臉憋得發紫。幼時我還不懂什么是“被嫌棄”，只是本能地覺得，我的到來是并不被期待且不受歡迎的。

而爺爺，是第一個真正溫暖我的人。得知我出生的消息，他帶著滿心的喜悅趕來。路過一家小院時，一枝臘梅頂著積雪從墻頭探出頭，爺爺盼著我能像這梅一樣凌寒獨自開，于是便給我取名“冬梅”。

我生下來就體弱多病，每晚小臉燒得通紅，每天深夜，爺爺都會穿過半個城來我家，手里攥著一把新鮮的四季蔥，小心翼翼地剝出蔥白，先在火爐上烤熱，然后再在我的小腹上輕輕按摩，一遍又一遍，直到我額頭的燒慢慢退下去，呼吸漸漸平穩。有爺爺在，我夜里就不害怕了；有爺爺的手在，身上的疼就輕了。后來我常想，那個小小的生靈，本能地知道誰是真正疼愛她的人。

后來，父母下放農村，我也跟著來到川湘鄂交界的大山深處。這里山大人稀，生存環境惡劣，我很快得了膽道蛔蟲引發的胃穿孔，小小的身體蜷縮在冰冷的土炕上，疼得滿地打滾。爺爺背著沉甸甸的藥箱，連夜翻了好幾座大山趕來，帶來二十劑中藥。爺爺蹲在放藥的門板旁，仔細叮囑我母親煎藥的火候，又摸了摸我枯瘦的臉，輕聲說：“冬梅別怕，喝了藥就好了。”那一刻，看著爺爺忙碌的背影，我突然覺得好了許多。在農村的日子，饑餓與孤獨是常態。每天早上七點，我揣著一小坨玉米飯出門，要走七八里山路才能到學校，下午四五點放學回家，肚子早就餓得咕咕叫。每天下午兩點，學校山下榨油坊飄來的香油味，順著風鉆進鼻腔，饞得我直咽口水，我卻只能攥緊衣角，把口水咽回肚子里。父親常年不在家，從不過問我的委屈，母親也只是嘆氣。唯有爺爺，每次來看我，都會蹲下來問我：“冬梅在學校有沒有人欺負你？”爺爺還會把我拉到身邊，教我認草藥，說“以后遇到困難，就想想你名字里的梅，石縫里都能長，冰天雪地中綻放”。

我十歲那年，爺爺想盡辦法把我從鄉下接進城，帶在身邊教導，爺爺說十到十五歲是人生最關鍵人格的形成期。八十高齡的爺爺從小姑家搬出來，帶著我住進醫院分給他的小房子——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那時我因為常年吃不飽，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到了爺爺身邊后，胃口變得特別好。在食堂吃飯，我能一頓吃下三兩米飯、兩份瘦肉，周圍人都偷偷笑我“太能吃了”，爺爺卻用慈愛的眼神看著我，輕聲說：“乖冬梅，慢慢吃，別噎著，以后白米飯天天都有。”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滾了下來，要知道在鄉下，只有大年三十到初一，我才能吃上一碗白米飯。爺爺還會給我買孔雀牌洗發香波，笨拙地幫我洗頭發，說要把我洗得香香的。洗完后，用布滿皺紋粗糙的手給我梳小辮兒。這些細碎的溫暖，讓我第一次覺得，自己也是個值得被疼愛的孩子。

后來我才知道，爺爺其實是縣城有名的老中醫。新中國成立后，他響應號召，捐出了自己的醫館，而爺爺唯一的要求，只是能繼續為患者看病。每天來找爺爺看病的人絡繹不絕。有一次，一個中年農村婦女從鄉里趕來，她只有六元錢，不夠買十副藥，爺爺就從口袋里掏出三元錢遞給她。我在一旁不高興地噘著嘴，說“我過年時您才給我兩塊壓歲錢”，爺爺卻笑著逗我說：“冬梅，醫者父母心，每個病人都是爺爺的孩子。”那一刻我突然懂了，爺爺的愛從來不是偏愛，而是一種博大的發自內心的仁愛。

最溫暖的記憶是，每到發工資那天，爺爺都會去銀行把錢換成五分的硬幣，用紙裹成圓筒，放在辦公桌右手邊。每天中午，我只要跑過去大叫一聲“爺爺”，爺爺就會笑呵呵地從抽屜里拿出一枚硬幣遞給我。這小小的五分錢硬幣，是我一生用之不盡的財富，成了我后來面對人生風雨時，最堅實的支撐。

我十五歲那年，爺爺在九十一歲高齡溘然長逝，我痛徹心扉——再也沒有人叫我“乖冬梅”，再也沒有人給我炒帶花椒的蛋炒飯，再也沒有人每天給我五分錢買零嘴了。爺爺出殯那天，天降大雪，可自發前來送葬的人排成長龍。我站在人群里，突然明白：爺爺給我的愛，不僅治愈了我的身體，更治愈了我原生家庭帶來的傷痛，爺爺取的“冬梅”二字，早已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力量。

爺爺種在我心底的那份仁愛與慈悲，也早已生根發芽。我如今取得了北大博雅的心理咨詢師資格證，我知道此生沒法像爺爺一樣去治愈病患的身體，但是我可以做一名心理咨詢師，去療愈人們受傷的心靈，會帶著爺爺的愛與期望，像他當年守護我那樣，去守護更多需要溫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