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2019年6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也70年了。古人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們黨作為世界第一大黨，沒有什么外力能夠打倒我們，能夠打倒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語出《孟子·告子下》：“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在這篇先秦短文中，孟子開篇引用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6位古代圣賢從貧賤中起家的例子，以其大氣磅礴、不容置辯的邏輯論證和排比論證，深刻闡發了外部環境與個人成敗、國家興亡之間的密切關系。顯而易見，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這句話就是要提醒全黨同志，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越是長期執政，越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越不能忘記黨的初心使命，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精神。

憂患意識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品質，深深地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土壤中。《周易·系辭下》記載，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其中蘊含豐富的辯證思想，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注重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詩經》中也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說，這種未臨而如臨，未履而如履的狀態，形象地展現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憂患精神。范仲淹在其名篇《岳陽樓記》中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體現了中國士大夫“進亦憂，退亦憂”的家國情懷。概言之，憂患意識無論對于國家，還是對于家庭和個人都至關重要，只有樹立憂患意識，國家方能長治久安，文化才能源遠流長，這也是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理想的必然要求。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暗合千古興亡之道，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均與此有關，留下了諸多經驗和教訓。漢初，文帝、景帝吸取秦王朝滅亡教訓，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且時時注意節儉，因而有了“文景之治”。唐玄宗早期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但他在位后期卻喪失了進取心，貪圖享樂、驕傲怠惰，最終導致“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種鮮明對比，正是“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真實寫照。正因如此，歷代有識之士無不以增強憂患意識作為首要的治國安邦之策。《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魏絳曾引用《尚書》中的話規勸悼公：“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這種憂患意識和與之相伴的責任意識，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歷經磨難卻仍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碼。

中國共產黨是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的政黨。縱觀我們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增強憂患意識始終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大轉折關頭保持清醒頭腦，戰勝一切困難的重要法寶。“備豫不虞，為國常道。”新中國成立前夕，為了應對即將在全國執政這一重大考驗，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改革開放以后，面對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鄧小平提出“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以此提醒全黨同志決不能掉以輕心。進入新時代，面對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習近平總書記也告誡全黨：“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體現為憂黨、憂國、憂民的意識，它是一種責任，一種精神，一種情懷，更是一種擔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執掌政權后做到節儉內斂、慎終如始不容易，承平時期嚴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順應民心不容易。越是不容易，共產黨人就越要堅守初心和使命，以正視問題的自覺和刀刃向內的勇氣進行自我革命，不斷強化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風險和挑戰層出不窮，唯有不斷增強憂患意識，在偉大斗爭中練就強大本領，我們黨才能在日益復雜的環境中破解一道道歷史性難題，交出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的滿意答卷。

（作者：劉舒，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