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研究發展迅猛。幾十年中，史學研究最大的進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細，課題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
這種越做越細、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現象本身很好，歷史學確實應該做細、做小、做深——不深、不細、不小，大而不當，不接地氣，從空到空，這樣的歷史學是沒有出路的，也看不到發展的前景。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歷史學在這方面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
歷史學研究中一種“反體系”思潮傾向對歷史學研究會造成一定傷害
但是在這個總體發展的趨勢中，有一個苗頭也日益明顯，非常值得史學界注意。這個苗頭就是歷史學界——包括已經成熟的學者以及正在學習之中的研究生(碩士生、博士生)和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一代，自覺或不自覺地滋生出一種傾向，認為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體系的，應該擺脫體系的束縛；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理論的，理論無助于歷史研究。題目小就是好，越細、越小越好。小題目無需框架，更不需要體系。
至于為什么做某個題目？做一個題目要不要理論？這些問題無足輕重，為題目而題目就可以了。更有甚者，有人聲稱有了體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論就礙手礙腳。因此，一種“反體系”思潮廣為流傳，碎片化現象因而坐大。
從20世紀下半葉起直至現在，碎片化的現象愈演愈烈了，有些人傾向于不要體系，拋棄所有框架，而把歷史等同于神話，把寫歷史看成講故事。歷史學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巨大沖擊，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構，它解構一切。歷史學正遭遇后現代主義，它的體系正在被解構。這就是歷史學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
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鍵在于有沒有體系
歷史學研究要不要體系？答案是肯定的。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本質特征，或者說是最重要的本質特征之一。有了體系才有對史料的選擇，才有對歷史的梳理與書寫，這是做歷史研究的人都能體會到的。做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亂的，需要歷史學家去整理，把散亂的史料整合起來，讓它們成為“歷史”。
歷史學家的工作，第一是尋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還有第三，那就是“書寫歷史”，由此而闡釋史料中所包含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尋找史料，還是整理史料、書寫歷史，“體系”始終在發揮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種各樣的史料多極了，也很混雜。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把他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史料挑選出來，梳理成“歷史”。可是哪些史料有價值、值得寫進“歷史”呢？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選擇標準。
通常出現的情況是：有些學者挑選這些史料，有些學者挑選那些史料，其他學者又挑其他的史料，這種情況在歷史學家們看來是非常正常的事，毫無奇怪之處。可是，為什么不同的學者會挑選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這就涉及到體系問題了，是體系為篩選提供了標準，也為書寫制定了框架。
歷史學家這樣做也許是不自覺的，但體系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不管歷史學家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沒有體系就無法篩選史料，也無法書寫歷史。如果沒有體系，史料就永遠只是史料，不能成為“歷史”。
我認為歷史學的“體系”就是在歷史學研究中確認一個思維框架，把研究放在這個框架里進行。思維框架當然和歷史研究的理念相聯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論的指導。就體系而言，框架是關鍵，框架的邊界就是理論。
就具體研究工作而言，題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沒有框架：一個很小的題目也可以“以小見大”，關鍵在于有沒有體系。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再大的題目也只是碎片。所謂碎片化，并不是說題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論框架。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歷史；相反，很大的題目，無數的史料，一百萬、兩百萬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寫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鍵在于有沒有體系。
舉一個不要體系的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前幾年出過一本書，中文書名是《世界：一部歷史》，作者是美國人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質的書，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體系的書。
作者在前言中就說，他這本書不要體系，也絕對沒有任何體系。他試圖把整個世界從古到今各個地方、各種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夠找得到的東西都寫進書里。書寫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們發現，他作為一位沒有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記者作家，雖然把書寫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來的，并未精心挑選；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會寫出另外一部歷史了。
讀者看完了這本書，腦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沒有成為“世界”。所以我說，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征之一。
中國史學傳統和世界史學傳統都非常重視體系，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把體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體系。比如，中國史學傳統從形式上說是紀傳體，從《史記》開始就是這樣；從理念方面說，自孔子以來，經過司馬遷、司馬光等，一直到現在，都強調經世致用、知古鑒今，強調史學的借鑒意義——《資治通鑒》就是用古代的東西警示現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大特點。
一旦大眾史學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后茶余的消遣對象，那么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
由此說到大眾史學問題，它和體系問題有關聯。葛劍雄先生曾發表一篇文章《大眾史學未嘗不可以碎片化》。我覺得他的提法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通過大眾史學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了解各種歷史知識，提升全民的歷史知識水平，確實非常重要。但大眾傳播畢竟不是系統學習，于是就很容易出現“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眾得到的歷史知識很零碎，難以形成整體的歷史觀。
現在，在中國國內，歷史學已經從谷底慢慢升起，從冰點升溫，越來越熱，對于專業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專業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知識，也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價值理念。而歷史的價值理念是什么？它體現在體系中。
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在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和歷史的理念，否則，大眾史學就會變成全民娛樂。現在，很多東西都變成全民娛樂了，各領域都出現娛樂化現象。一旦大眾史學也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后茶余的消遣對象，那么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變成了“戲說乾隆”。所以，專業史學工作者應該引領大眾史學的方向，從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出發，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
（作者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