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我和我的家鄉》跟每一個小人物都有關系

寧浩

外地親戚上城里來看病，這事兒大家經常遇到，導演寧浩也遇到了。除了對疾病的憂心，親戚還擔心在北京看不起病——雖然有農村醫保，但是不知道能報多少，北京是否覆蓋，便不敢做手術。寧浩說，你別想后面那些問題，我們可以幫助你。

可一旦涉及金錢，平等的親戚關系似乎多了一點虧欠，這讓寧浩有點尷尬。等到做完手術，親戚驚喜地發現醫保可報銷百分之八九十的費用，一下如釋重負。親戚又回到長輩的位置上，雙方重新平等了。

這事對寧浩觸動很大，農村醫保惠及農民，“確實是政府辦的硬事”。在接到《我和我的家鄉》“命題小作文”任務后，寧浩覺得可以從這個角度講一個異鄉人的小故事，于是就有了分單元《北京好人》。

此前在《我和我的祖國》中，寧浩執導的《北京你好》單元影片，以出租車司機“張北京”的視角看奧運會背景下的北京。這次葛優在《北京好人》中飾演的角色，沿用了“張北京”的名字，雖換了個職業，性格依舊吊兒郎當、不著四六，喜劇色彩頗濃。

一直以“黑色幽默”“荒誕”“瘋狂”為創作風格的寧浩，最近的作品多了些溫情的底色。即將上映的《我和我的家鄉》，以5個具有代表性的“家鄉”為藍本，展現當地的風土人情與真情故事。作為該片總導演，寧浩總結，整體策劃與出發點是3個關鍵詞：變化、空間、小人物視角。

在籌備階段，寧浩和張藝謀、張一白商量，要用一個主題把各個單元串在一起，最后他們找到一個核心詞——“變化”，家鄉和千家萬戶都因為全面小康和精準扶貧而發生變化。確定主題后，如何串起來？《我和我的祖國》的敘事結構是時間軸，每10年一個故事；在《我和我的家鄉》中，連接線變成了5組空間概念，散落在中國版圖上的東西南北中。

寧浩習慣以小人物為視角講故事，把落點定位在“人”。“家鄉和祖國這兩種力量感是不一樣的。提到祖國會讓人們覺得很宏大，有血脈賁張和自豪的感覺，而提到家鄉則特別溫暖。家鄉應該是更具體的關于人的描述，關乎每個個體”。

中青報·中青網：從《我和我的祖國》到《我和我的家鄉》，敘事落點發生怎樣的變化？

寧浩：提到家鄉就像想起母親，想起家庭一樣，是非常人性化、人格化的，它應該是更具體地描述“人”，以及每個個體與事情的關系。

《我和我的家鄉》有幾個關鍵詞：變化，空間，還有延續了《我和我的祖國》里的小人物視角，這三點是比較核心的。然后大家就開始各自領任務。我延續性地接著做北京的故事；沈騰、閆非、彭大魔都是東北人，所以他們很自然去東北，在東北體驗生活，在那里進行創作。鄧超、俞白眉導演的單元，俞白眉是西安人，就去了西北，在陜西進行創作。徐崢是上海人，他在千島湖那邊開始創作。只有陳思誠，他是一個東北人，但是他一跳上來就說，“我要去西南！”他自己也很想去西南。

中青報·中青網：你曾說自己“習慣于在破銅爛鐵里面尋找價值”，你是如何形成這樣一個觀察視角？

寧浩：前段時間我試著去寫一些大明星、大人物，我發現特別難。我不是他們，我就沒素材，我也想象不到他是怎么想問題的，我只能寫那種我能理解的東西。我能理解的就是市民階層，我拍的就是市民階層，從自己的感觸出發去做東西，我只會這一個辦法。

中青報·中青網：大家在提到你之前的作品時，會提到黑色幽默、多線敘事、荒誕這類關鍵詞，為什么偏愛用荒誕或喜劇的方式講故事？

寧浩：我覺得中國的創作者好像對這事情并不陌生，因為我們是一個有相聲基礎的國家，也是有脫口秀基礎的國家。我們一直都渴望輕松的視角和生活，我們有這樣的土壤和思維方法，所以你看喜劇明星特別多，生旦凈末丑里，生角少一點，丑角反倒是蠻多的。

中青報·中青網：這部電影有喜劇的外殼，內里包含許多對現實的思考，你在平時創作的過程中也會有這樣的堅持嗎？

寧浩：我沒有故意思考現實，也沒有故意在做喜劇，我其實就是在對真實負責。“什么是真實的東西？”你要是這么想問題的話，肯定會在看到事情表面的時候，愿意去想它的原因，它到底為什么這樣。想多了自然會帶出一點表面以下的東西，但是那個東西其實也沒有什么太大意義。

中青報·中青網：你曾說“作為一個創作者，最難的是保證永遠有話要說”，你如何保證這種源源不斷的創造力？

寧浩：一個是有話要說，另一個是要少說廢話，雖然我也說了不少廢話，但我覺得重點是你在關注什么事情。比方說這個世界真的在發生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

（實習生 余冰玥 記者 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