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教作文攪動一池春水

荊楚網（湖北日報網）輿情分析師 曾紅丹

近日，余華在一場名為“中高考沖刺——四大專家獻計2021中高考的高端輔導家長會”的直播中，發表了“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的主題演講。隨后，現場照片和視頻便在社交媒體上瘋傳，余華這次為教育商業機構站臺，攪動了文壇和教育界的一池春水，引發輿論爭議。

余華為商業機構站臺，輿論爭論何在？

質疑余華演講內容缺乏新意。余華在演講中強調：首先，標題寬泛程度會影響作文的張弛；其次要有一個中心、一個重心，不能跑題；第三，要有亮點，學生要準備一些佳句作為開篇。由于余華在文壇具有較高地位，這樣的文學大家來教寫作文，網友自然抱有更高期待。但根據其演講內容，卻并不能看出其高明所在。有網友指出，余華提到的“高分作文常常第一句話都是好句子，中間再出現一兩次好句子就夠了，這樣哪怕語言不通順，也能拿高分”，這些建議同中學老師提供給學生的其實并無二致。還有網友關注到余華的現場表現，稱不到15分鐘的演講，余華幾乎全程念稿，臺上表現略顯拘謹，且他提出的也都是一些老生常談的應試技巧，并無太多新意的觀點。也有網民認為，細究余華的發言本身，也相當有“干貨”。比如余華說他在作文競賽中批改作文的時候，他看一篇的工夫，其他閱卷老師已經看了五、六篇了。這讓余華在之后提出了盡量寫好文章開頭的建議。余華還給出了如何寫記敘文和議論文的建議，比如“敘述文可以用時間的方式拉回來”和“議論文可以用觀點的變化拉回來”等等，這些建議對于應試考試而言很是實用。針對現場表現問題，也有網友認為是因現場燈光影響視力，所以不得不一直盯著看稿子，余華演講的內容是符合應試教育要求的。更有網民進一步指出，作家與中小學生接觸，能激起學生的崇拜之情，對中小學生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激勵。

“兩度高考落榜”引發資格爭論。有人不免納悶“兩度高考落榜的余華，能教得好作文嗎？畢竟術業有專攻”“余華的建議不具備操作性，不能當真”云云。《新周刊》的評論稱，用余華的寫作風格應對中高考題目，大概率得不到高分。余華也曾向媒體透露：“我給孩子寫作文時提的意見，孩子寫出來都拿了低分。后來，他就覺得我特別不靠譜，再也不聽我的了。”但也有反對者認為，余華擁有作家身份、文學成就，還獲得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的頭銜，他也曾多次參與過學生作文競賽評比，和中小學語文老師共事。這些經歷，讓余華不僅有資格教授作文，而且還遠遠超出了講授中高考作文所需要的資格。因此，也有網友稱余華講授高考作文是“降維打擊”。《楚天都市報》評論員文章指出，雖然文章好壞難有量化標準，且中高考作文的確應試性較強，但寫作成篇的確是有基本功的。立意行文、字句修辭、邏輯架構……這些都是大家可以清晰感知和評判的。余華作為著名作家，寫出了眾多深入人心的作品，講這些，當然是夠格的，甚至可以說是奢侈了。

“文學已死”的感慨引爭議。對于余華以知名作家的身份指導中高考作文一事的討論當中，最為醒目的當屬“文學已死”的呼號。有人質疑一向低調的余華竟為教育培訓機構站臺，發出了“文學已死”的慨嘆；也有人認為作家出席商業性質的教培活動，意味著“作家走下神壇”“向資本彎腰”；甚至有媒體毫不客氣地指出余華給教育機構站臺是在“恰爛飯”；也有網民覺得余華站臺一事“掉價”，認為“余華教人寫作文，就好比張藝謀教你拍短視頻”。《新京報》評論指出，為何余華的這場演講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這背后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是文學創作與應試寫作有著巨大的差異。有自媒體指出，文壇頂級作家去教授寫作方法本應是理所當然且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為何引起輿論嘩然？問題的根本恐怕在于，文學創作和應試寫作這兩種遵循不同范式的寫作，并不在同一個體系中，自然也就略顯違和。輿論場中經過一番激辯，網民普遍認為，普通人的生活中既需要文學藝術的滋養，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應試寫作。兩者并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作家聊聊考場作文自然也就談不上舍本逐末或者“文學已死”。

余華教作文爭議背后的問題

當余華和高考作文同時出現在一張照片里時，為何會讓公眾產生違和感？這是因為，在大多數人的潛意識里，余華所代表的純文學和高考作文所代表的應試作文，評價標準并不完全一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浙江省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當時，浙江省高考作文閱卷組長陳建新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它的每一句話都圍繞著個人的人生理想和家庭社會的期待之間的落差和錯位論說，文章從頭到尾邏輯嚴謹，說理到位，沒有多余的廢話，所有的引證也并非為了充門面或填充字數。”然而，文章被刊發后引發較大爭議，被批行文晦澀難懂，疑似拼貼炫技、故作高深，甚至有人喊著要給文章打“零分”。

回看爭議，很容易發現網友的吐槽點未必只是因為“余華給培訓機構站臺”，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對“應試作文”的日益“套路化”不吐不快：哪怕寫作水準、藝術成就高如余華，要輔導中小學生寫作，還是得俯下身子，“不談文學”，去教授刻板、缺乏生命力的應試套路。一直以來，文學被視為十分理想化的存在，以至于考試作文是考試作文，文學是文學，涇渭分明。面對應試教育一板一眼的“套路式寫作”，輿論期待作家能夠出來發聲，指導孩子讓文章多添一份“靈性”，少一份“慣性”。網民不滿余華千篇一律地傳授應試技巧，可能正如某網友辣評“不滿大咖作家知名度與輸出的不匹配、不對等”而帶來的失望。

從余華講作文這件小事中，我們再次看到了一種熟悉的傾向：在被物欲占據的大眾娛樂與消費時代，文學作家、詩人、學者等知識分子作為曾經的嚴肅話語主體，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在喧囂的聲浪中被日漸邊緣化，另一方面卻又在社會焦慮裹挾下被寄予承擔社會職責的更高期許，期待更多作家能對應試作文的套路化和功利化進行一些糾正或者補充。

值得思考的還有另一種聲音：“寫出了《活著》的著名作家余華都要出來為資本站臺，文學確實不能養活人了。”不得不說，此種擔憂有些杞人憂天了。上過“作家富豪榜”，《活著》每年仍有數十萬甚至百萬銷量，一年版稅收入高達上千萬元……余華壓根不必通過講課形式“討生活”。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余華抱有更高的期待——通過精神啟蒙與興趣引導層面，當代作家能不能在年輕學子心靈土壤里種下更多文學的種子？至少不遠的未來，跟風唱衰“文學已死”的洪流里，能多些清醒理性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