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三星堆里的中原文明DNA

溯源古蜀文明“蜀”字曾出現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6月13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發布了最新考古成果，出土的龜背形網格狀器、銅豬鼻龍形器、頂尊蛇身銅人像、金面罩銅頭像……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再添新證。

關于古蜀國，歷史記載極其簡略，且多帶有神話和傳說性質。因此，要正確了解古蜀國的歷史，只能依賴于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在眾多的古蜀文明遺址中，三星堆是最為核心的遺址，它的發現和發掘使得撲朔迷離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

雷雨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研究員。30多年來，他主持和參加了什邡桂圓橋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雅安沙溪遺址、什邡船棺葬墓地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古蜀文明重要遺址、墓葬以及越南義立遺址的田野發掘、室內整理和報告編寫工作，目前正主持《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發掘報告》、2012-2018年三星堆遺址系列考古發掘報告的整理、編寫工作以及“十四五”期間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

在講三星堆之前，雷雨首先聊起了一段記載于上古典籍中的“古蜀歷史”。他說：“古蜀國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個古老國家。‘蜀’這一名稱曾多次出現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曾參加過武王伐紂之戰。根據西漢史學家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記載，古蜀國先后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朝。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國所滅，蜀地從此納入了中央王朝統一管理。”

遺址面積達12平方公里 青關山夯土臺疑似“宮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工作進入關鍵時期，一個個新發現不斷顛覆人們對古蜀歷史的固有認識。雷雨稱，上世紀50-70年代，四川多家考古機構在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并對月亮灣臺地進行了小規模試掘，認識到三星堆遺址應為古蜀文化遺址，可能是古代蜀國極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很多人去過廣漢三星堆博物館，那里展陳的精美絕倫且造型獨特的青銅器讓人嘖嘖稱奇，但大多數人對三星堆遺址的面積和規模不甚了解。雷雨介紹，自上世紀80年代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三星堆遺址持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150平方公里)、考古勘探(12平方公里)和考古發掘(20000平方米)工作。

雷雨說：“目前，我們已基本掌握了遺址的分布范圍、堆積和保存狀況，三星堆遺址分布范圍達12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先秦時代遺址。三星堆遺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積約3.6平方公里、中國南方地區最大的夏商時期古城——三星堆古城(一大城、數小城，先小城、后大城)，隨著‘十二五’以來聚落考古工作的開展，城址的布局開始逐漸清晰，一個都邑性遺址的面貌已逐步顯現出來。”

據了解，多道城墻將三星堆古城劃分成若干個不同的功能區，由于在月亮灣小城的青關山夯土臺上發現了商代大型建筑群，因而推測月亮灣小城可能是三星堆王國的宮城所在地。青關山大型建筑群共發現3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1號建筑基址的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是南中國地區最大的商代單體建筑。

出土文物造型奇異 縱目面具曾被誤認為是太師椅

三星堆遺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銅、金、象牙、海貝、絲綢等文化遺物逾5萬件，1986年發現的兩個商代晚期的“祭祀坑”，更是出土了一大批前所未見、造型奇特的器物。雷雨說：“除部分中原地區商時期常見的玉器、青銅禮(容)器外，很多都是過去從未發現過的新器物：如青銅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樹、神壇、太陽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構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為輝煌同時又最為獨特的部分。”

在雷雨看來，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以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用具等為造型主體，對在宗教禮儀活動中主持儀式的祭司、巫師等神職人員的形象著墨頗多。“與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權色彩更為濃郁和突出，體現出鮮明的地方特征。”他說。

聊到這里，雷雨展示了一張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剛出土時，發現它的陳顯丹教授與其合影照片。“這個面具剛被發現時是倒著埋在2號‘祭祀坑’里的，對于這個中空的U形器物，縱使像陳顯丹教授這樣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也從未見過，所以當時誤以為這是一個青銅太師椅。”雷雨稱，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反映出古蜀人對“人與神”充滿想象力的獨特理解以及古蜀國上層獨特的權力架構。

多元復合型文化面貌 顯示三星堆并非“閉門造車”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遺址南部的祭祀區進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規模試掘，取得重大成果：在1986年發現的1、2號坑周圍又發現了6個“祭祀坑”，面積3.5-19平方米不等。雷雨表示，新坑里發現的文物呈現了三星堆的多元復合型文化面貌，“總的來講，三星堆遺址出土數量最多的器物當屬陶器和石器，這些最常見的日常用品絕大多數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據主導地位。”

雷雨說，與此同時，三星堆文化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區文化的印跡，體現了三星堆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為青銅器造型主體以及崇尚黃金的傳統或習俗，在同時期的中國大地上找不到它例，因此客觀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與更遠地區的文明進行了交流與互鑒，但目前我們找不到這種聯系的直接證據，或者說在更遠地區找到相似度較高的同類器。因此，可以理解為它們是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鑒其他文化因素基礎上的獨特創造。”他說。

雷雨強調，三星堆幾個“祭祀坑”里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見、與以往人們對中國文明的認知有較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來自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銅鑄造技術、青銅禮器制度和尚玉傳統以及可能源自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藝術和尚金習俗，在四川盆地產生了碰撞和交融，從而形成了鮮明的區域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看似怪異的東西仍然可以視為地域文化范疇。”他說。

中原文明元素比比皆是 1、2號坑龍形飾件多達29件

在很多細心的觀眾和歷史愛好者眼中，一些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和中原地區同時代文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雷雨的講述更證實了他們的猜想。“即便那些看起來最怪異的青銅器，身上也有很多中國元素和符號：比如青銅跪坐人像手里拿的牙璋(中原禮器)；1號青銅大神樹上的自天而降的飛龍、青銅大立人的龍頭座和上面的龍紋，都是典型中原符號，且1、2號坑光是單獨的龍形飾件就有29件之多。”

此外，雷雨還介紹，三星堆青銅器上出現的云雷紋、夔龍紋、獸面紋、回紋、岐羽紋、炯紋、竊曲紋、云目紋、勾云紋、圓珠紋、重環紋、波曲紋、幾何形云雷紋、蟬紋等，幾乎是一整套中原商代青銅器上的典型紋飾。“它們被應用到了大立人、小立人、獸首冠人、凸目大面具、人身鳥爪形足人、神樹、神壇、神殿等看起來最怪異的器物上。”他說。

說到這里，雷雨引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所說的一句話：“鑒于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如果沒有對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夠構成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

雷雨表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眾多區域性文明中發展程度最高、同時也最為獨特的一支，它以鮮明的地域文化和傳統的中原文化為基礎，廣泛吸收了周邊以及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呈現出獨特而瑰麗的文明特質，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內涵。“李學勤那句話的第二層意思是，盡管它很獨特，但它仍然是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星堆雖然很特別，但仍然很中國。”雷雨說。

三星堆于2013和2022年兩次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雷雨認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從根本上改變了世人對古蜀文明發展水平的傳統認識。“就文明的發達程度、對后世以及周邊地區的影響而言，以三星堆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體來說沒有達到中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藝術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大型銅器的鑄造、黃金的鍛打利用等方面，則超過了中原。”

最后，雷雨總結道，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以獨特瑰麗的造型昭示了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多樣性，更實證了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發展進程。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