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民本”思想構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

孫曉春

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國家治理便是每個歷史時代的人們共同面對的主題。不過，國家治理能夠達到什么水平，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如何理解社會政治生活。在中國古代社會，“民惟邦本”(后來人們常說的是“民為國本”)是對社會治理過程有著深遠影響的思想觀念。

國家者，士民之居也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出于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雖然古文尚書成書年代較晚，但“民惟邦本”的觀念卻是商周時期流傳下來的，這可以從西周初年的歷史文獻中得到印證。顧名思義，“民惟邦本”，就是說民眾是國家所以存在的基礎。

古代中國人不像古希臘人那樣，把神看作是真理和正義的唯一來源，認為整個世界的秩序決定于神的意志，也不像中世紀的歐洲人那樣，認為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上帝決定的。于是，當人們有能力對社會政治生活進行反省的時候，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類社會本身，更多地注意到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通過對人的認識來理解全部的社會生活，去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共同的思想方式。

當中國人站在人的立場上，從人的視角去理解社會生活的時候，他們首先看到的是君、臣、民這樣一些生活在不同社會位置上的人，這些人由于社會地位不同，自身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也不同。

古代思想家認為，作為人口的大多數，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絕對的重要性，戰國時期的孟子就君主、民眾與國家三者的重要性加以比較，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民眾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眾是國家存在的基本條件，如果沒有民眾，國家將不成其國家。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士》)一個國家得以存在下去的前提，就是使自己成為對民眾有吸引力的國家，而良好的國家治理，符合道義的政治生活又是民眾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前提。

民眾是國家所以存在的前提，也是君主成以成其為君主的前提。戰國時期的荀子曾經用魚與水來比喻君主與民眾的關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到了唐代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對荀子說的這一道理做了進一步的說明，魚離開了水，就無法存活下去，而水離開了魚卻照樣是水。所以，在君主與民眾之間民眾更為重要。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國古代思想家在討論民眾的重要性時，是把民眾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在他們看來，民眾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著決定性的力量。這一力量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秩序，民心向背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

孟子在總結夏商周三代興亡陵替的歷史時說，夏商兩代王朝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孟子這一說法是對的。歷史上，沒有哪一代王朝在失去民心的情況下能夠長久地維持下去。對于統治者來說，要維護穩定的政治秩序，就必須獲得民眾的心理支持，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如何能夠獲得民眾的心理支持，古人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統治者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不要違反民眾的意愿，把民眾喜歡的東西給予民眾，而不是把民眾不喜歡的東西強加于民眾，“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要訣就是按照民眾的心愿去辦事，這是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在治理觀念上的真實體現。按照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邏輯，要想知道統治者政治舉措的對錯，根本的判斷標準就是符合民眾的意愿。在民意以外，任何其他的東西都不重要。

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承認神的存在，不過，古代中國人觀念中的神，只是卜問吉兇得失的對象，而不是道德真理的來源。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古人都認為，當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事務需要做出決定時，關鍵是要聽取民眾的意見，而不是獲得神靈的啟示，春秋時期的人們便已經明白了這一道理，“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中國古代社會所以沒有經歷過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神學統治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惟邦本”的治國理念排除了宗教神學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可能。

愛民、利民、惠民

中國傳統的“民惟邦本”的觀念，在高度重視民眾的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對于社會應盡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使手中的權力，愛民、利民、惠民，保證民眾基本的生存條件，從而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

儒家創始人孔子在闡述統治者應該如何治理國家這一問題時說：“道(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孔子在評論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子產時認為，“養民也惠，使民也義”是子產君子品格的重要方面。

傳統儒家認為，養民、利民是統治者無可推辭的道德責任，同時，也是良好國家治理亦即“王道”不可或缺的要件，只有具備了這一要件，統治者才能在政治上獲得成功。出于這樣的認識，傳統儒家倡導德治教化和惠民政治，反對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的暴政。

為了盡到利民、養民的責任，古代思想家認為，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應該把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使民眾在經濟上實現富足放在第一位，通過富民而后再謀求國家富強。

另外，古代思想家也強調統治者關心民眾的疾苦，與民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這段話闡述了一個道理，只有關心民眾疾苦，知道民眾為何而苦、為何而樂的君主才是好的君主，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統治者應該以民眾的偏好為轉移，而不應該把自己的偏好強加給民眾，“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禮記·大學》)總之，只有民眾的偏好得到尊重，民眾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

出于利民、養民的考慮，古代思想家倡導為民謀利的價值準則，為民謀利，既是國家治理的目的，也是判別好的政治與不好的政治的評價標準。到了明末清初，黃宗羲更進一步認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在黃宗羲看來，國家的治亂興衰，不能用朝代的興亡來說明，也不在于誰得天下，誰失天下，重要的是，民眾的生活條件是否得到了改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對“民惟邦本”的理解達到了新的境界。

“民惟邦本”是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生活最為有益的觀念。兩漢以后歷代王朝的歷史證明，一旦這一觀念為統治者所接受，現實生活中的國家治理有可能達到較高的水平，這一觀念并不是每時每刻都能約束現實的國家治理過程，歷代王朝的衰亂末世便是如此。

但是，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空前治世，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卻無疑是民惟邦本的觀念影響下發生了。在這一意義上說，如何批判地繼承傳統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之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建設可靠的思想資源，是當代中國人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作者簡介：

孫曉春，吉林大學匡亞明講座教授，南開大學政府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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