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服務中國之治的社會心理學

作者：呂小康（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中國之治是中國特色的治理體制和治理道路。實現中國之治，需要建構能夠解釋其實踐特征并引領其發展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心理學作為一種樞紐學科，兼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三重屬性，同樣屬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陣營，有義務持續為中國之治提供學科智慧。在心理學的若干分支學科中，社會心理學由于其在研究主題上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高度相關，內在地具有服務中國之治的理論親近性，理應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展現更大作為，成為服務中國之治、發展原創理論、建構知識體系的學科先鋒。

兩種社會心理學取向的分與合

社會心理學素來有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之別。在理論視角上，前者著重社會情境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的影響，其理論中心仍聚焦于個體本身，社會情境只是作為影響個體的外在變量得到強調；后者著重從“社會/集體/文化優先”的立場來解釋個體，注重將個體當下的心理內容和行為表現視為傳統文化和當下制度所塑造的客觀事實。在研究方法上，前者偏重于采用心理學的主導方法即實驗法，以對變量的精細操縱和微觀測量為要旨，借鑒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確證小范圍的因果關系；后者在方法上更加雜糅，相對來說偏重問卷調查和典型個案分析。在問題解決策略上，前者更傾向于采用微觀改變策略，如改變個體自身特征（如個人態度、思維定式等）、改變個體所處的小群體特征（如群體氛圍、領導風格、組織文化等），或者改變個體直接接觸的刺激物特征（如改變垃圾桶的顏色以促進垃圾分類、采用可視化方式呈現政務信息以便于公眾識記等）；后者更傾向于采用宏觀設計思路，通過把個人或群體問題與社會體制及歷史文化相勾連，將這些問題概念化為“社會問題”，進而謀求社會體制和社會機制的整體變革，致力于為個體心理與行為的改變創設制度激勵。

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分化與整合，貫穿了20世紀初至21世紀前二十年這百余年的社會心理學發展歷程。在此過程中，分化是主線，整合是副線；整合更多作為一種學科愿景而存在，往往只在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均無力獨自解釋或解決某些實際問題時，才被人想起和提及。20世紀后期，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也確實出現了一些相互交融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心理學研究的生態學趨向日益深厚，在涉及社會心理的研究中，實驗室研究的解釋力逐漸讓位于現場實驗研究的解釋力，以此強化個體行為的社會文化屬性；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不斷深入心理學研究的腹地，借鑒心理學的理論資源建構更為綜合的理論主張，如情感社會學、社會認知、行為決策等主題都高度融合了主流心理學的方法與成果。

即便如此，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也遠遠談不上有機的整合。由于背后涉及的心理學與社會學這兩大母學科在理論視角、學科建制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限制了社會心理學這一中間學科能夠達成的整合程度，從而也限制了它對社會實踐的解釋力和推進力。

從范式中心到問題中心的知識建構路徑

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分強于合”的歷史與現實，其實反映出范式分裂對學科整合的不利影響。作為“范式”這一概念的提出者，科學史家庫恩自己就認為，范式僅是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基于不同價值觀對世界作出的不同闡釋，范式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也不能進行簡單的優勢對比和對錯區分。對范式的這種定義模式，已經暗含了范式之間不必整合的潛在主張。這種主張對于發展具有理論特異性的知識體系而言，自有其積極功能，因為這一相對主義立場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基于自身理解而建構獨樹一幟的理論體系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安慰，從而有助于學科分支的獨立和理論知識的創新。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學科之間的溝通動機與合作訴求。既然作為學科底層的范式之間已然不可通約，就不必在方法、主題和對策層面強求融合，研究者的重心只需放在基于自有學科范式下的方法創新、主題提煉和對策提出，而不必考慮這些理論成果和行動主張能否在實踐層面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由此形成的知識生產模式就出現如下特征：不同學科在面對同一社會問題時，更傾向于迅速將其學科化、范式化，通過將現實問題操作化為本學科內部的研究問題，以便進行內向縱深的學理闡發，進而提出相應的治理策略。在這種學術分工和知識創新的模式下，其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主要來源于學科共同體的內部共識，而非來自相應的知識主張在社會實踐中的實際效益。這樣一來，學術世界和社會世界就形成了某種程度的隔離。這種隔離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學科的現實影響力。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就同一社會現實進行溝通和提出解決策略時，往往急于凸顯自身的學科特質，而不關注這些策略對解決實際問題的終極有效性，也較少能脫離學科建制的藩籬去客觀衡量本學科策略相對于其他學科策略的有效性——因為一旦被認為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策略，就容易損傷學科的公共形象，不利于研究者彰顯自身所屬學科的社會價值，進而不利于這一學科獲取推進自身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資源。

然而，如果學科間的分歧不能得到合理的梳理，以只“擱置”而不“解決”的姿態試圖調和其中的對立，就會延緩現實問題的解決速度，從而反過來影響所有學科和整個知識共同體在社會中的公信力。這其實說明了“范式中心”或“學科中心”的思維方式如何構成了學科發展過程中既有促進又有限制的復雜張力。

更重要的是，正如陳晏清教授所認為的，“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往往不是按學科發生的，稍許復雜一點的問題，解決時都會涉及多個學科，需要進行綜合研究”。問題的起源如此，問題對策的提出更是如此。在復雜的實踐面前，所有理論范式都有過于簡化之嫌。加強范式之間的溝通與整合，也許不是庫恩范式論下的理論或學科發展的內在訴求，但一定是社會發展及其治理過程的內在要求。馬克思本人曾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其意在強調理論研究或知識主張應當具有必要的行動品格和實踐功能。改變世界需要的是合力，但沒有哪一種微觀的學科范式及基于這些范式的行動方案能夠提供助力世界改變的所有力量。

為此，社會心理學及其他哲學社會科學，都應面向中國社會和人類社會的基本趨勢與具體實踐，圍繞現實中產生的問題調整學科重心、優化學科布局、重構知識體系。這就需要發展一種以問題為中心而非以范式為中心的知識建構路徑。這里的“問題”，更應是外在于學科本身又需要學科智慧加以解決的“大問題”，而不應是學科內部視野范圍內的“小問題”，問題解決的最終標準并不在于為相關學科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論說法，而在于多大程度上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實踐智慧。

基于中國實踐提煉標識性社會心理學概念

概念是學術的基石。沒有屬于本民族和本文化的標識性概念，就不可能創建自主知識體系。提煉扎根中國實踐、具有學理深度、能為國際社會接受的系列標識性概念，是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路徑，也是體現中國學界的理論優勢、學術優勢和話語優勢的必經之路。

但恰是在這一點上，當下中國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建構力和學科影響力還顯得較為欠缺。縱觀現在流行的社會心理學教材和研究，其所使用的術語幾乎都源自西方心理學，如圖式（schema）、自我損耗（self depletion）、心流（flow）等，其所描繪的心理體驗或心理特質當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無論從定義到翻譯，都與中國人的心理體驗和文化傳統存在一定的隔膜。經由這些概念“組裝成型”的社會心理學教材、理論和知識，自然不可能是具有中國氣派、中國氣象的自主知識體系。這當然不是排斥使用這些概念，但應指出我們不能依賴它們建構中國自主的社會心理學體系。

中國之治的生動實踐，其實已經為提煉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概念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例如，以“獲得感”為代表的社會心態概念，已經體現出成為標識性社會心理學概念的理論潛質。作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良政基準與善治標尺”，“獲得感”一詞具有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意蘊，但還需要采用科學方法加以探索并進行理論闡釋。從概念上講，獲得感必然關聯著國家的治理投入（物理量）與民眾的主觀體驗（心理量），如何科學測度不同治理領域的獲得感，精準把握治理的物質投入與其心理產出之間的轉化規律并提出精準的治理對策，都需要融合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視角，既關注個體心理感受，又關注社會制約條件，從而提高治理效能。同時，獲得感與安全感、幸福感、公正感等系列社會心理學概念也具有內在關聯，既有相關性又有區分度。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語境下的社會心態這一傘狀概念集群，提供了可以進一步開發利用的概念素材。如何發展出能夠統攝這些概念且邏輯自洽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對于解釋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效能、促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與此類似，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進程，也已引發了學界關于中國獨有的“社會心理服務”與國際通用的“心理健康服務”的異同之辨。如何理解這種將心理健康政策融入社會治理政策、將健康中國行動融入平安中國行動的制度實踐，進而把握中國之治的獨有特征和普遍價值，同樣需要來自心理學和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者的集體協作，從而共同提供一個可以解釋看似相悖、實則互補的治理實踐的理論框架。這構成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心理學學說的另一重要途徑。

總之，問題是理論創新的起點、源泉和歸宿。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成就，也面臨著諸多復雜難解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求解過程，既是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也是學理縱深化的過程。社會心理學的概念提煉、理論創新和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只有在解決這類問題的過程中，才能獲得最大的推進力并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從而發展出服務中國之治的社會心理學理論，進而推動構建扎根中國實踐、服務中國人民的學科體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醫患社會心態的網絡空間治理研究”（20ASH015）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