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語命名的民族智慧與世界表達

作者：張 暉（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事務中心副主任）

編者按

今年5月，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聯合發布了四個國際單位制新詞頭的中文定名，引起社會關注。今天，我們已經形成了較為科學規范的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原則、方法、程序和體例，并且能夠基于這些規范及時高效地開展術語的中文定名。但其實，這些定名原則與方法的確立，也經歷了較為漫長與曲折的發展歷程。比如，化學元素“硅”的命名，就曾經歷了讀音和字形的多次變更。本文作者以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符號為例，介紹它們的前世今生，探索術語定名融合民族智慧與世界表達的中國式道路。

《代微積拾級》作者供圖

1.引入阿拉伯數字的爭論

現今為人熟悉的1、2、3等阿拉伯數字是在西學東漸期間傳入我國并開始大量使用的。19世紀晚期，英國人傅蘭雅與美國人狄考文就是否在翻譯數學著作時將阿拉伯數字引入漢語產生分歧，論辯十分激烈。

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代數術》《對數表》《八線學》等數學書籍中，沒有采用阿拉伯數字，而采用漢字數字一、二、三等。狄考文在登州文會館出版的《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等數學教材中，則將漢字數字改換成阿拉伯數字，加減乘除符號采用“＋－×÷”，分數記法也采用分子在上、分母在下的方式。在1875年出版的《筆算數學》中，狄考文留下了彼時中國最早大量使用阿拉伯數字的記錄：“現在天下所行的筆算，大概都是用亞（阿）拉伯數目字，雖然各國所叫的音不一樣，而意思和字跡卻都相同，這種字容易寫，于筆算也很合用，看大勢是要通行天下萬國的……”

狄考文認為：“數學符號是一種世界語言，所有的文明國家都會使用它，而且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應該輕易對其做出改變的。”傅蘭雅回應道：“難道沒有任何漢字數字，比如：三‘three’，可以像阿拉伯數字3那樣易讀、易寫和便于印刷嗎？阿拉伯數字有什么魔力嗎？促使我們必須把它們拖進中國的書籍中……”狄考文針鋒相對：“我認為要在中國推廣一套不同于其他文明世界普遍使用的數學術語，實際上是在前進的路上設置障礙，極大地妨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推廣的進程。……書寫阿拉伯數字需要十三畫，而書寫漢語數字則需要二十七畫，這會造成在實際的數學運算過程中所花費時間的巨大不同，而要在垂直交叉的行列里書寫漢語數字一、二、三時所出現的無盡的混亂就更不用說了。”

上述關于阿拉伯數字的爭論，表面上看只是兩位外國人關于數學符號的選擇問題，實際上關乎如何看待世界語言符號的通用性和民族語言符號的差異性問題。對此，一貫主張盡量使用漢語既有術語的傅蘭雅，堅定地選擇沿用漢字數字符號。而狄考文則提出：“應該讓一個中國人在看到外國數學書籍時，雖然不能理解其中的語言，但是能夠毫不費力地看懂這些世界通用的符號。”

后來，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狄考文與傅蘭雅雙方爭執不下，也直接導致兩種不同的數字符號系統在清末的術語翻譯實踐中并存。當然，眾所周知，中國數學符號的歷史，最終選擇了阿拉伯數字。

2.優選生僻字的探索

清末學部編訂名詞館總纂、翻譯家嚴復先生歸納了“譯事三難”：信、達、雅。他本人在求“達”的道路上，推崇復活古字，認為，“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在他看來，譯名一時之“達”還要兼顧未來的使用情形，所謂“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因此，他復活了不少古僻字以翻譯新事物。比如，butter今譯黃油，嚴復則譯為“胹”，并注“俗呼牛奶油”。“胹”乃用火使爛熟之義。《左傳》：“宰夫胹熊蹯不熟。”《方言》：“熟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曰胹。”《說文解字》：“胹，爛也。”嚴復取的是butter的性狀與“胹”在性狀上的關聯。嚴復認為，字義模糊的古僻字不會造成“同形沖撞”，“譯者可以自由地向這些古僻字里充填新的意義”。

用復活古字或造生僻字的方法來確定漢字術語符號，最為久遠而經典的實踐莫過于元素中文名。最早嘗試造生僻字命名元素的是德國人羅存德。他借鑒了中國傳統的“五行”觀念，用“行”來對應“元素”，表示構成世間萬物的基本要素。他把“行”分成左右兩部分，在中間加上與化學元素有關（如元素的形態、性質等）的漢字。如將“水”插入“行”中表示“氫”，將“炭”插入“行”中表示“碳”，將“綠”插入“行”中表示“氯”。羅存德在《英華字典》中一共收錄49種化學元素名，用這種造字法命名的有21種。當然，羅存德的嘗試未能推廣，而用類似方法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是傅蘭雅和徐壽。

在1884年刊印的《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小序”中，英國人傅蘭雅和中國人徐壽系統總結道：“各種化學材料，有中國尚未知者，有前翻譯家尚未定名者，無奈必設公法，特命新名。所有原質，多無華名，自必設立新者，而以一字為主，或按其形性大意而命之，或照西字要聲而譯之。所有雜質之名，率照西國之法，將其原質之名與數并而成之。中國有者，另為釋注。所有生物質之名，或將其原意譯其要略，或按其西音譯以華字。”

通俗地說，漢語中已有的元素名稱仍沿用，如金、銀、銅、鐵、錫、汞、硫等；漢語中沒有名稱的元素，則立新名，為便于化合物命名，元素新名取單字。具體做法是選取元素英文“要聲譯之”，近代一般采用英文首字母譯音的常用字（“首音不合”的取第二個音節），依據元素類別加偏旁為義符，成為新字，如鈣（calcium）、鈾（uranium）、鋅（zinc）等（氮、氫、氧等元素當時依性質意譯為淡、輕、養等）。化合物命名則按照西文命名的成法，采用元素連書，按其化學式或分子式命名，如Ferric oxide（Fe2O3）譯為“鐵二氧三”。

這種譯法從體系上擺脫了中國傳統煉丹術及物質名詞的影響，簡單易記，為后世“某化某”式化合物命名法奠定了基礎。傅蘭雅和徐壽在《化學鑒原》中提到的全部64種元素中文名，有47個沿用至今，甚至遠播日本。

傅蘭雅和徐壽創制的化學元素命名原則及方法，精妙地展示了元素及化合物的系統性，使中國學者能夠快速跟進化學知識，讓近代化學在中國迅速生根、開花、結果，堪稱近代術語創制史上的經典。直到如今，新元素命名依然大體沿用其中的經典規則。但自近代以來，以復活古字或造新字方式來命名術語的，除了元素命名這一“活化石”以外，其他實例已極其少見。

3.譯音專用字的嘗試

復活古字或新造字是表意的思路，而用漢字標音則是表音的思路。美國人盧公明在1872年的《英華萃林韻府》中，提供了一份《英語音節漢語對應表》（作者F. H. Ewer）。為數千個專名的每一個外語音節都固定選擇了一個或多個（不超過3個）讀音相近的漢字或字組來標音。從“A-亞”到“z-私”，表中標音漢字的選擇頗為系統，盡管漢字讀音與如今的普通話有別。

1859年，英國人偉烈雅力和中國人李善蘭在《代微積拾級》中，除了用天干地支等對應英文小寫字母（如“甲”對應a），還用“口”字作為偏旁加上天干地支等結合新造漢字對應英語大寫字母（如“呷”對應A），并系統應用于該書正文的各類數字表達式中。1873年，美國人瑪高溫和中國人華衡芳在《金石識別》中曾采用音譯的辦法來翻譯元素，如將“錳”譯為“孟葛尼”，將“硼”譯為“布而倫”。嚴復在翻譯某些與中國傳統學問不同的重要學科名時也采用音譯，如哲學、物理學，分別譯為“斐洛蘇非”“斐輯”，相同的音節也傾向于用相同的漢字。

1890年，傅蘭雅提出，“如果確實無法翻譯某一術語，而必須對其進行音譯時，那么要使用可以找到的最適合的漢字”。他建議：“有必要在那些只用來音譯術語的漢字前面加上聲旁‘口’字旁……如果人們能夠始終如一地在表示科學術語及其他專名的漢字前加上‘口’字旁，表達其聲音，而非其語義，將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有了這一有效的偏旁，漢字很容易被印刷和讀出來，而且，書寫起來也并不麻煩，是一舉多得的好辦法。這些漢字只表音，這是它們區別于漢語的合體字，特別是那些既表音又表意的漢字的最重要的特征。”在同一次大會上，狄考文也認為，“一般來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標音法比翻譯法更好。”

如今，在特定領域，如外國人名翻譯中，主要遵從的就是音譯原則，按照“名從主人”原則確定人名的母語發音，然后按照其母語音節的實際發音選用規定的譯音用字或字組，最終形成規范定名。

4.現代術語符號的當下命名

當下，術語符號越是基礎，社會也就越關注。比如，PM2.5、元素、計量單位等基礎術語符號，原本是大氣科學、化學、計量領域的術語，但因與大眾生活或科學普及密切相關，其漢語定名廣受社會關注。

基礎術語符號創制具有國際化的特點。諸如元素名、計量單位、動植物名、地質年代、臺風名、天體名等基本符號系統的設定，都是由世界學術共同體通過特定的組織形式，以達成全球共識的形式產生。如，元素名由國際純粹化學聯合會（IUPAC）確定；計量單位由國際計量大會（CIPM）確定；植物命名規則由國際植物學大會（IBC）確定；地質年代名由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IUGS）確定；臺風名由世界氣象組織（IMO）確定；天體名由國際天文聯合會（IAU）確定，等等。

基礎術語符號創制青睞專名化的理據。以元素命名為例，國際純粹化學聯合會（IUPAC）授權元素發現者確定新發現元素的英文詞形，而元素發現者往往選擇國家名（如第113號元素Nihonium取自發現者國籍日本Nihon）、城市名（如115號元素Moscovium取自元素發現地莫斯科Mosco）、科學家人名（如118號元素Oganesson取自俄羅斯核物理學家奧加涅相Oganessian）等作為命名理據。臺風名則是由成員國分別貢獻部分詞語，共同形成輪轉使用的命名庫，命名源自植物名（如海棠、百合、山竹）、動物名（如海鷗、天鵝）、地名（如萬宜、夏浪）、人名（如神話人物悟空、電母，女性人名瑪莉亞、康妮），以及星座名（如天秤、摩羯）等多種多樣的專名。

基礎術語符號普及具備民族化的路徑。當下，特定領域科學共同體的共識往往用領域內通行語種達成，印歐語系語言常被作為首選。這一點不僅體現在術語符號的形式選擇上，也體現在字母及音節的發音選擇上。以聯合國官方語言之一漢語為代表，雖然其延續數千年的意音符號系統與印歐語的表音符號系統有本質不同，但是得益于基礎術語符號的國際定名規則相對明確，漢語只需要明確漢語對應的命名規則（如國際單位制新詞頭中文命名規則、化合物命名原則），也能很快完成本地化命名。

基礎術語符號普及兼有文明互鑒的功能。以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為例，術語越來越多取材于中華傳統人物（如“郭守敬”望遠鏡）、中華傳統故事（如“悟空”號暗物質探測衛星）和中華傳統文化（如“神舟”系列飛船、“天問”火星探測器）中的意象，并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經由國際國內標準流程和全球化科技交流平臺，取得全球科學共同體的認可。中國的科技創新通過“中國味”命名，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推動中華民族的科技智慧走向世界。

回首西學東漸的那段曲折歷史，再看看多姿多彩的當下，我國在術語規范化領域堅持依靠科學共同體、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可能將民族智慧與世界表達相結合，逐步找到了一條既觀照國際交流又注重本土文化的中國式道路。這條中國式道路的形成來之不易，當下也不斷取得進步，期盼其中蘊含的理念與創意也在將來的實踐中變得愈加豐滿。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3日 05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