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

編者按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2023年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決定，將8月15日設立為全國生態日。

全國首個地市級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首批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市、全球唯一的生態文明國際合作示范區……這些年，在“兩山”理念的指引下，浙江走出了一條逐綠前行、因綠而興的發展之路。浙江的綠色實踐有著深遠的意義。它證明：低碳發展，絕不等于“躺平式”發展，生態文明和工業文明可以相輔相成。它告訴我們：經濟落后不是生態文明，連接生態和經濟發展的，是綠色思維，是科技創新，是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堅定信念。

不只是浙江，從浙江到全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低碳發展時代已然來臨！在首個全國生態日，我們精心編發以下文章，希望在總結、梳理浙江、福建等地綠色低碳發展成就與經驗的同時，也能夠為其他省份帶來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千萬工程”蘊含哪些鄉村生態共富密碼

作者：李宏偉、張二進（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千萬工程”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動實踐，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重大決策。2018年，“千萬工程”榮膺聯合國最高環保榮譽“地球衛士獎”。

今年是浙江“千萬工程”正式實施二十周年。20年來，“千萬工程”從“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引領起步，到“千村精品、萬村美麗”深化提升，再到“千村未來、萬村共富”迭代升級，深刻改變了浙江農村的面貌，全面提升了鄉村生活質量，最關鍵的是走出了一條鄉村生態共富的全新道路，造福了萬千農民。

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深刻闡述了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凸顯了生態文明建設中生態共富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回溯淵源，“千萬工程”多年來持之以恒、久久為功、成效顯著，蘊含了鄉村生態共富的深刻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深刻指出：“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業等生態經濟的優勢，那么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由此可見，規范高效推進“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破解“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協調難題，最能夠體現人民對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共同分享，完全符合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與價值取向。

“千萬工程”從全面整治鄉村環境污染、持續提升鄉村生態環境出發，不斷推動鄉村生態產業發展，推動鄉村生態資源資產化、生態資產資本化、生態資本產品化、生態產品市場化，實現綠色惠民，充分激發鄉村奔向共同富裕、建設生態文明，真正實現鄉村生態共富。本世紀初，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曾擁有2萬多家水晶加工家庭作坊。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千萬工程”倒逼浦江“鐵腕治水”，全面整治水晶產業，淘汰“低、小、散”家庭作坊近2萬家，規模化企業進入園區集聚發展，實現產業升級與環境美麗的雙贏局面，形成全國聞名的“浦江經驗”。

繼往開來，“千萬工程”讓之江萬千鄉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打開浙江高質量發展新通道，“千村向未來、萬村奔共富、城鄉促融合、全域創和美”的新格局已然形成。“千萬工程”的核心精髓是以生態資源為基礎、以生態理念為導向、以生態產業為抓手、以生態共富為目標，推動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有機融合。“千萬工程”不僅融入實現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標和制度設計，還以其先行先試為當前我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經驗啟示，蘊含著獨特的鄉村生態共富密碼。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地鄉村情況差異較大，面臨的問題情境千差萬別，在貫徹學習“千萬工程”經驗、推動鄉村生態共富進程中容易走偏走樣，陷入簡單主義、片面主義甚至急功近利的誤區。具體表現為：

“小補容易，大修難。”鄉村生態共富，首先需要鄉村人居環境的改善。整治鄉村人居環境是破解鄉村問題的突破口，但往往容易“牽一發而動全身”。于是，部分鄉村采取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直接在局部“涂脂抹粉”，或將山頭綠化，或將路邊美化——這種“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小修小補，不能從根本上整體改善鄉村人居環境，也不能真正實現鄉村生態共富。

“塑形容易，塑魂難。”鄉村文化傳承是鄉村生態共富的重要內容。其中，古村落、古文化的保護是“看不見的政績”，而引進產業、經濟發展則是“看得見的政績”且立竿見影。因此，在現實工作中，部分鄉村大拆大建，建成大量“復制粘貼村”，大力開發產業，引發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問題。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還是沒有根本轉變不合時宜的傳統發展理念，沒有根本樹立新時代綠色發展理念。

“授魚容易，授漁難。”鄉村生態共富的關鍵在人才。但是，部分鄉村居民參與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積極性不高，出現了“鄉村干部加油干、居民群眾一旁看”的現象，如此難免會打擊想做事、愿做事人的積極性。此外，大量鄉村青年涌入城市工作，而留守的老婦幼群體生態保護意識明顯不足，也使得鄉村生態共富工作缺少人才支撐。

出現上述誤區，是因為部分地區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認識不到位，理念尚未革新，方法不夠科學，缺乏系統思維和全局視野。因此，持續深化“千萬工程”，必須在新征程上譜寫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如何“找準病因對癥下藥”呢？

保持抓鐵有痕、久久為功的戰略定力。浙江緊盯“千萬工程”目標不動搖，始終將其作為“一把手”工程，一任接著一任干，包括每年召開深化“千萬工程”現場會，由省委書記親自參加并做工作部署。如今的浙江，田園變公園、村莊變景區，創建美麗鄉村示范縣70個、特色精品村2170個、美麗庭院300多萬戶，全省90%以上的村莊達到新時代美麗鄉村標準——在美麗中國版圖上，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之江畫卷”徐徐鋪展。需要指出的是，鄉村生態共富是一項長期任務，無法一蹴而就，需要分階段、分步驟循序漸進實現。各地應深刻認識到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工作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以釘釘子精神推動各項工作任務順利完成。

堅持綠色發展、生態共富創新理念。鄉村共富曾經過多關注物質財富的增長，高耗能、高污染、低產出的產業模式在鄉村產業中占有較大比例，“綠水青山”因過度開發而“千瘡百孔”。“千萬工程”正是擺脫了這種“坐吃山空”的發展理念，正確處理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堅持“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發展綠色化”的生態發展理念。在浙江，很多村莊通過生態修復、生態旅游、生態農業、綠色金融等多元生態工程，不斷創收，讓鄉村“顏值”更美，農民“口袋”更鼓，切實增強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新時代新征程上，仍要堅持以生態共富理念為統領，落實“雙碳”戰略，加大生態審計和督查，倒逼主政者始終走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建設生態優美的幸福鄉村。

健全生態共富的人才保障機制。浙江的“千萬工程”凝聚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技術的新型人才。通過開辦生態民宿、創辦生態農場等方式提供創業機會和就業崗位，當地“資源變資產、村民變股東”，越來越多的“新農人”用知識和技能改變著鄉村面貌，成為帶動生態共富的關鍵力量。在新時代新征程，只有加快人才保障制度建設，加大人才扶持政策支持，才能留住原鄉人、喚回歸鄉人、吸引新鄉人，建設一支數量充足、素質優良的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專業創新人才隊伍，讓鄉村生態共富成為更多人的新向往與新追求。

堅持系統思維，統籌推進。鄉村生態系統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有機整體，必須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系統化治理。“千萬工程”自實施以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后，鄉村生態治理的系統性內涵不斷完善。“千萬工程”的參與者更加注重鄉村生態發展的整體性、層次性、動態性，實現了鄉村風貌整治的扎實推進、相互促進、平衡進步。在新時代新征程，仍要繼續堅持生態系統治理觀，打破“只窺一斑，不見全豹”的思維定式，通過建立高效合作機制提升各相關部門的協同合作力度，推動鄉村生態整體改善、全面提升。

在推進“千萬工程”20年的光輝歷程中，實現鄉村生態共富是“千萬工程”始終煥發勃勃生機的內在基因。奮進新征程，深化“千萬工程”經驗探索，關鍵要以鄉村生態共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努力繪就“千村引領、萬村振興、全域共富、城鄉和美”的新畫卷，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綠色低碳發展，不妨看看湖州

作者：何無夢、楊冕（分別系昆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2005年8月15日是湖州歷史上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那一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來到安吉余村考察調研，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科學論斷。此后，在“兩山”理念的指引下，湖州堅定不移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構建綠色低碳新發展格局、努力承擔碳中和責任、如期實現“雙碳”目標貢獻力量。

作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發源地，湖州綜合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新興技術，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打造具有規模效應的“綠色智造高地”。2010年至2020年間，湖州的節能減排降碳與提質增效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的下降幅度長期處于全省前列，能源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綠色交通服務顯著提升，全市累計淘汰老舊營運車輛1948輛，新增純電動公交車1750輛，清潔能源、新能源出租汽車總數達到380輛，新建騎行綠道900公里。

從加快能源結構調整到構建綠色工業體系，從深入實施低碳交通轉型到推動各領域減排增匯，從數智并舉到全民低碳行動……綠色低碳發展理念猶如一盞指揮全局的“紅綠燈”，系統推進湖州數字化減碳治理在工業、能源、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等領域的實踐探索，形成具有示范意義的新模式。

在工業方面，自2020年起，湖州推出一整套工業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根據不同行業領域的情況有針對性地制定碳效改革升級重點方向和舉措，推動工業企業和工業園區加強多維度、全鏈條、全過程的用能管理，協同推進大、中、小企業節能提效，系統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綜合能效水平。2021年，湖州推出“碳效碼”，核算各企業在同一周期內產生的能耗總碳排放量，按標準將得到的企業周期內單位增加值碳排放量劃分為低碳、中碳、高碳三個等級，并設置標識顯示企業相應的碳效等級，以科學評價其所處的碳效水平。同時，在各工業領域開展對標達標，在重點用能行業遴選發布能效“領跑者”企業名單及其能效指標，引導形成趕學比超的氛圍；支持大型企業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加快推進節能提效工藝革新。此外，湖州還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對工業能效提升的賦能作用，推動構建狀態感知、實時分析、科學決策、精確執行的能源管控體系，加速生產方式的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通過推動5G、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節能提效領域的研發應用，積極構建面向能效管理的數字孿生系統。

在金融服務方面，湖州充分發揮行業協會、智庫、第三方機構的橋梁紐帶作用，鼓勵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為節能減排降碳效應顯著的重點項目提供高質量金融服務。例如，以工業碳效碼為抓手，完善碳效評價理論制度體系，迭代拓展“碳監測－碳對標－碳中和－碳應用”全鏈條閉環管理機制，橫向貫通統計、稅務、電力、金融等部門，縱向貫通省、市、縣、鄉鎮四級和各類工業企業，探索綠色共富的碳匯新服務路徑。2021年8月，湖州出臺全國首部地市級綠色金融促進條例，在全國率先構建“碳中和”銀行體系和“1+4+N”湖州數智綠金體系，推動金融領域的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

在居民消費方面，湖州采取一系列鼓勵居民踐行綠色低碳生活的措施。例如，通過支付寶、微信、公交集團等平臺，實時采集綠色消費行為數據，記錄居民的綠色生活軌跡；探索構建“行為識別—自動采集—科學核算”全鏈條方法學體系，建立碳普惠積分制，以物質或精神獎勵的方式激勵、回饋公眾；制定、出臺用碳惠積分兌換公交、停車、文旅、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優惠政策，確保減排量與碳積分兌換的科學性和公平性。2021年，湖州發布全國首個綠色低碳生活指數，在國家和省級規定的生活領域基礎上，增加了綠色快遞、綠色農貿市場、綠色產品認證等特色內容。

分析湖州的節能減排降碳治理模式，數字化技術改革無疑是主旋律。要想打破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間的鎖定關系，就需從提高能效和降低碳排放強度入手，以數字化改革提高質量、效率和動力。湖州推出的工業“碳效碼”便是依托“工業碳平臺”這一工業數字化平臺，與國家電網新能源云、綠色金融服務和數字經信等平臺實現數據互通共享。在2021年推出工業“碳效碼”后，湖州市總體工業單位增加值實際碳排放量與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2%。多家企業表示，數字化智能化技術以及依托于“碳效碼”的綠電交易政策，為企業節能減排提供了很大助力。

基于信息技術的綠色金融數智改革，為在線金融和財稅服務提供了有力支持。數字技術的應用，使金融服務機構能夠突破物理網點和業務人員的服務局限，大大縮短業務流程，減少交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有效提高了服務效率。從社會資金的整體配置情況來看，綠色金融數智改革不僅有助于提高儲蓄和投資水平，還提高了經濟主體在各種投資機會間分配資源的效率。

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與公眾監督方面，數字化技術改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湖州通過碳排放的數字化檢測和評估，公開環境信息，有助于形成環境保護的長效市場機制并推動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減排行動。要求企業主動披露生態環保法規的執行情況和環境治理情況，不僅有利于發揮資本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的有效引導、企業對綠色技術研發和應用的極大熱情，還有利于促進環境污染治理第三方市場的健康發展。此外，環境信息披露還能提升公眾監督企業污染排放的積極性和有效性，引導社會公眾評估、選擇綠色低碳產品，有利于形成全社會綠色轉型的合力。

雖然湖州在綠色低碳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要看到，數字化綠色轉型的任務進程仍存在改進空間。例如，目前實行的工業碳效綜合評估與分級賦碼，只屬于各行業內部的激勵政策和相對評估，作為行業標桿的能效“領跑者”，也只在行業內部具有激勵作用，如此容易造成行業間碳減排發展不均衡的局面，難以在全工業領域范圍內對所有行業形成激勵和促進作用。再如，數字化綠色轉型的工作重心主要停留在企業、工業園區與城市范疇，對農村地區的農林漁牧業與礦業的綠色發展、生態資源的修復和補償等領域關注度不夠，容易造成綠色發展在城鄉間不均衡的情況。今后，湖州應進一步拓展數字化綠色轉型的實施范圍，將碳效評估引入工業以外的其他產業，進一步強化企業節能減排與消費者、社會公眾的市場聯系，將農村產業發展、生態資源修復納入數字化框架內，推進全社會一體化的綠色低碳發展。

明晰產權，“喚醒沉睡的群山”——實現“兩山”轉化的“三明經驗”　　作者：曾賢剛（中國人民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近年來，全國各地開展了一系列“兩山”轉化探索。其中，福建省三明市是全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以下簡稱“林改”）的策源地。從20世紀80年代拉開全國林改大幕，到逐步實現“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再到新時代在全國率先試行林票、碳票制度，三明林改始終圍繞著“明晰產權”這一核心展開。當地通過森林產權制度改革，有效打通“兩山”轉化路徑，在保護好林業資源生態價值的基礎上，將森林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并實現其價值。這場被稱為“喚醒沉睡的群山”的改革，生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如何轉化為“金山銀山”，其中的經驗和啟示值得深入總結、探討。

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認為，權利是可以統一也可以分離的概念。因此，生態資源的資產權利不僅僅涉及所有權，也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管理權等。生態資源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在這一根本基礎上，三明林改首先在明晰產權、放活經營權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

20世紀80年代初，三明市采取“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辦法，組建村林業股東大會，全面推行林業股份制合作改革，村民按照股份大小分紅。但改革中遇到了利益關系不明、村民和股東大會之間矛盾突出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末，三明市進而開展了以“明晰產權、分類經營、落實承包、保障權益”為主要內容的集體林經營體制改革，創新開展集體林地“三權分置”改革試點，即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歸農戶、經營權歸實際經營者，有效保障了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調動了社會資本參與集體林經營的積極性。近年來，三明市在前一輪改革明晰林權的基礎上，又大力發展集體經營、股份經營、合作經營、“公司＋基地＋農戶”、托管經營等多種模式，培育多元化的林業經營主體。

以上做法啟示我們：在“兩山”轉化過程中，應適應生態資源多種屬性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與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制相銜接，推動生態資源資產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創新生態資源資產全民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落實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加快構建科學合理的生態資源資產產權體系。

在保障收益權方面，三明林改也有其創新之處。近年來，三明市積極探索開展林票交易業務。林票是一種股權憑證，讓過去難以流通的林權實現證券化，成為林農們獲得收益的“定心丸”。截至2022年年末，三明市已在11個縣（市、區）341個村開展試點，合作面積24.7萬畝，制發林票總額3.28億元，惠及村民1.67萬戶、7.18萬人。試點村每年財政增收5萬元以上，初步實現國家、村集體和林農三方共贏。從“三明經驗”來看，在鼓勵發展各種新型經營主體的基礎上，要合理確定經營者、國家和集體的分配方式和比例，既要保障經營者合法收益，又要保障國家和集體的收益。在“兩山”轉化過程中，尤其要堅持群眾利益優先原則——當社會資本進入生態資源條件相對優越的鄉村進行項目開發時，應首先考慮讓當地居民以多種形式參與項目開發；當然，項目產生經濟收益后，也要優先考慮反哺當地居民。

林權確權到戶，雖然調動了林農的積極性，但分散式經營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完善流轉權很有必要。三明市通過“三權分置”改革，引導林農以轉包、出租、入股等方式，將經營權流轉給專業合作社、國有林場、龍頭企業等林業經營主體，促進森林資源由單家獨戶管理向規模化經營集中。據測算，國有林場接管集體林地后，畝均蓄積量可從7立方米提高到12立方米以上，村集體每聯營1000畝每年可增收7萬元以上。為了規范森林資源的合理流轉和公平交易，三明市還建立了林地經營權流轉登記制度，而且不斷加強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森林資源收儲、林權流轉中介機構的建設，先后成立全國首家林業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林業金融服務中心，開通林權流轉與金融服務網，形成統一、規范的林權流轉、林業金融、信息服務平臺。產權明晰，正是這一系列舉措的前提。我們看到，只有在權屬清晰的前提下，生態資源的承包經營才能有序、有效地流轉。

為破解“兩山”轉化中“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三明林改作出了創新抵押權的探索：一是資源變資產，推行林權抵押貸款合同公證業務，推廣“福林貸”“益林貸”等普惠金融產品，探索公益林補償及天然林補助的收益權質押貸款，回購天然林試點，加速資源變資產；二是林權變票權，積極探索林業碳匯擔保模式，將林業碳票作為貸款的可質押物，推出林業碳匯收益權質押貸款，成立村級碳票基金，創新推出“林票貸”，開辟林農直接獲益和質押貸款雙路徑；三是活樹變活錢，通過建設資產評估、森林保險、林權監管、收購處置、收儲兜底“五位一體”的中介服務平臺，建立與林業發展特點適配的金融產品體系，為林農和企業貸款提供便利。

確保“兩山”轉化的可持續性，理順監管權是重要保障。改革以來，三明市切實加強林政資源管理，嚴厲打擊借林改之機破壞森林資源的違法犯罪行為，并專門設立林權管理機構，逐步實現林權數字化和網絡化管理。在改革探索中，三明市非常注重挖掘、引導群眾創新的經驗、辦法，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除必要的法規宣傳、抓好督查及相關政策落實外，政府還堅持自下而上推進林改、推廣林改經驗；同時，創新管理方式方法，充分釋放群眾的創新活力，形成監管合力，實現對生態資源資產開發利用和保護的全程動態有效監管。

三明林改多年的創新探索表明：生態資源要轉化為生態資產和可用于經營的生產要素并產生經濟效益，關鍵是明晰產權。只有產權明晰了，才能保證擁有并行使生態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等，而這正是實現“兩山”轉化的最根本保障。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5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