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質兼美 滿目琳瑯——讀“雅學堂叢書”

【讀書者說】

作者：潘晟（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想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學者在想什么，最好的辦法是系統地閱讀該時代歷史學者的著述。但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因為一個時代的歷史學者，其文章散落在學術場域的各個角落，搜集已然不易，判別良與莠則更為困難。如果有那個時代的學者，甘愿利用自己的寶貴科研時間，根據當時學術標準，編選一套當世歷史學者學術思想著述叢書，則無疑可以幫助廣大讀者免去搜集與判別之困擾，直面一個時代的歷史之思。近日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雅學堂叢書”，就是這樣一套書。

該叢書共10種，分別是方志遠《坐井觀天》、王子今《天馬來：早期絲路交通》、孫繼民《邯鄲學步輯存》、王學典《當代中國學術走向觀察》、榮新江《三升齋三筆》、劉進寶《從隴上到吳越》、卜憲群《悅己集》、李紅巖《史學的光與影》、魯西奇《拾草》、林文勛《東陸瑣談》。各位作者所編選文章的分類略有不同，但是大體上都包含了三類：其一是對學術發展的思考，可稱之為記學；其二是對師友的描摹，是為記人；其三則是書評，是為記書。

記學：豐富的史學認知

同為記學，不同學者因專業領域不同，其論著的學術視角必然有所差異。比如卜憲群作為一位秦漢史專家，對中國史學發展的思考，側重于國家政治立場的闡述。李紅巖對史學發展脈絡中碎片化等問題的認識，是基于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開展的批評，值得重視。而高校負責人、歷史學者林文勛編選的文章，體現的是高校管理者對當代史學發展與史學教育的理解與認知。作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家的王學典，對當代中國學術與史學發展的趨勢進行了宏觀闡述，表達了對史學研究的關切。

叢書中，有些著述側重于記述學者自身的學術經歷，并對其研究領域的理論進行梳理與思考。比如孫繼民，就詳細地闡述了他從敦煌學出發，開拓黑城學，探索古籍公文紙背文獻學的研究思路與過程，展示了一個學者開拓自己學術領域所走過的道路。

無論是從宏觀的學術視野出發，還是從具體的學者視角出發，“雅學堂叢書”得以付梓，其背后都有歷史學者推動中國史學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因。比如榮新江對敦煌學、寫本學的思考，對絲綢之路與中亞考古探險學術史的梳理，對數字化與國家學術發展的動議，不僅可以看到其全球化的學術視野，也能體會到中國學者希望本國史學能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愿望。而劉進寶論證敦煌文化并非西來，其根和魂是中華傳統文化，學術自強之心拳拳。王子今則擅長將自己對史學的認識，融入一個個先秦兩漢對外交流與交通建設的案例之中，表達他的學術視野，講述他所理解的古代中國故事。

史學既是宏闊的，也是具體而細微的。魯西奇從區域歷史地理人地關系出發，讓史學在從廟堂走向鄉野的同時，也進入到了一次次對個體展開的觀察中：一個邊遠村落中的人，如何發出微弱的聲音；一個秦代的基層官吏，他的生活在什么范疇屬于國家，什么范疇屬于自己……一種對個體的悲憫自然流淌于全書中。

史學不僅屬于專家，也屬于大眾。方志遠對明清政治與社會重要問題的考察，比如奸佞之臣、王陽明心學等，都是百姓很關心的話題。事實上，對這些話題的討論，不僅需要嚴肅的學術研究經驗，更需要洞察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記人：娓娓的學人故事

學術研究，歸根到底是人進行的研究。因此，記人就自然而然成為學術筆記里重要的一部分。

記人的方法很多，緬懷學者并記述其學術貢獻是常見的一類。卜憲群對安作璋、林甘泉、李學勤、張傳璽的紀念，即側重于此。

還有一類記人之文，將學術貢獻融入日常故事中，通過人物生平與音容笑貌來記錄學術史，能引起廣泛的情感共鳴。如劉進寶對施萍婷、陳守忠、劉光華等先生的紀念，及其對導師朱雷先生的記述，都通過娓娓道來的故事進行。

同樣通過描摹人物進而論其學術與事功，魯西奇更擅長細膩深沉的情感敘事。他寫自己的導師石泉與李涵夫婦——“我有時候會想象自己終有一天去看兩位老師的情景。李老師開了門，對著書房說一句：西奇來了。我進了先生的書房，先生坐在那把有些陳舊但還是很舒服的椅子上，慢慢地立起身，微笑著點點頭，說一聲‘怎么樣？’”一句想象中的“怎么樣？”，呈現的是老師對學生生活的關懷與學術期望。又如紀念梅莉老師——“我們站在他們家的客廳里，看著昌貴忙碌著，一點忙也幫不上。回來的路上，我給妻子打電話，說：昌貴家里，到處都是梅莉。”一字不提傷感，卻將一對中年學術伉儷痛失另一半的真實情感展現得淋漓盡致。

記書：全面的學術思考

“雅學堂叢書”匯集了不少書評，大致有如下幾類。

一為學習心得，兼論所讀之書學術價值。如魯西奇的文章會詳細交代什么時候因為什么緣故讀了哪一篇，怎么讀的，有什么收獲。如談鄒逸麟先生的《椿廬史地論稿續編》時，他記述道：讀《明清流民宇與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問題》時，我正在漢水中上游跑……鄒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在《復旦學報》上，我是在無意中讀到的，對其中的第二節《流民的生計》與第三節《環境破壞》印象深刻。將移民進入、經濟開發與環境變化特別是環境惡化三者聯系起來的思維方式，在20世紀90年代已成學術界主流。但論者一般使用“經濟開發”或“地區（山區）開發”，很少使用“生計”這個概念……我所使用的“生計方式”這一概念，雖然思想來源是多元的，但鄒先生的文章確實是較早的源頭之一。

二為直接評議學術價值。這一類最多，但是寫法也略有不同。有些是就書論書，較為平鋪直敘地揭示書中奧義，略述其不足。有些是從學術史角度闡明所評論著的優勝，如孫繼民論《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分別從公文紙紙背文書的學術史、戶籍研究學術史以及古籍影印出版形式發展等角度，闡釋其意義與價值。私以為，這類展示書中理論學術史概貌的書評，對讀者有啟發意義。還有些則以某個團隊為對象，展開總體述評，如榮新江對段晴領導的西域胡語文獻研究團隊學術成就的評價。讀者從中不僅可以領略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域文書梵文、佉盧文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域文書于闐語卷（一）》《青海藏醫藥文化博物館藏佉盧文尺牘》等論著的學術價值，也能理解段晴教授研究團隊的學術經歷。

三為以書為引展開的討論。李紅巖《史學的光與影》所收書評多為此類。如讀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而闡發的“書也有命”的話題：在晚清產生極大影響的譯著《泰西新史攬要》，實際上并不入流。又如《辜鴻銘的辮子》，即從李季《我的生平》中所記關于辜鴻銘辮子的一段故事，引出對“文”的討論，指出最高級的“文”是理論，有了理論，任誰都打不倒。

“雅學堂叢書”所收書評，無論表揚還是針砭，都起到了對學術史進行多角度思考的作用。

上乘佳作，內容、編校、裝幀、印刷、紙張各方面的精致不可或缺。內容不錯，但是錯訛多、裝幀草率、印刷粗疏、紙張不佳，會令人大倒胃口。就近年新出同類叢書而言，《雅學堂叢書》裝幀編校質量極高。其紙張與用墨也較為考究，新書入手并無異味。最為突出的是封面設計，用色鮮艷明快，封面圖案往往與作者研究方向和書名相呼應。如王子今《天馬來》，封面除了運用馬踏飛燕的銅奔馬外，還以紅色漢畫像石天馬故事圖案為底。再如榮新江《三升齋三筆》與劉進寶《從隴上到吳越》，封面都采用了敦煌文書為底紋。總體上，封面設計雅俗共賞，陽春白雪中又有著日常生活的光影。

各書瀏覽一遍，從內容到形式，恰可以用文質兼美、滿目琳瑯來形容，頗有引領同類圖書風氣之意。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14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