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女性文學的本土化建設

作者：郭冰茹（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與當代文學發展脈絡中的其他文學現象不同，女性文學是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引導下出現的。強調性別意識、性別立場和性別視角的理論主張與新時期初期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人性論、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討論等思潮相結合，在文學書寫中重新發現“人”的同時，也重新發現了“女人”，中國本土的女性文學由此產生。在西方的具體情境中，是先有了女性文學，然后才有了女性主義理論，女性在女權運動中首先通過文學創作爭取男女平等的權利，隨后產生了女性主義理論，為女性文學提供必要的文本闡釋和理論支持。不過，中國本土的情形恰好相反。中國知識界是在譯介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之后，通過女性主義批評生產出作為文學現象的“女性文學”的。這樣的產生背景并不意味著中國當代女性文學會完全踏著西方前輩的腳印亦步亦趨。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本土的女性文學必然帶有自身的色彩。從晚清維新人士提出“戒纏足”“興女學”開始，女性解放的議題就被置于具體的社會變革之中。20世紀上半葉，與女性解放相關的表述始終與“強國保種”“個性解放”“民族解放”等宏大主題相關聯，而中國女性也是帶著“半邊天”的性別認同和政治使命感走入新社會、成為共和國的新公民的。正因如此，我們本土的女性寫作從一開始就與男性寫作站在了“同一地平線上”，伍爾夫在《自己的一間屋》里想要極力證明的“睿智的頭腦是雌雄同體的”，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成了一個無需論證的偽命題。

當代文學初始階段的女性文學

當代文學初始階段的女性文學至少在兩方面顯現出我們的本土特色。一方面，女性寫作不以聲張“平權”訴求為起點，而是描述眾志成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團結緊張的社會主義建設，塑造革命英雄和社會主義“新人”，成為文學主潮的一部分，或者說女性的寫作本身就是文學主潮。另一方面，已然“平權”的女性寫作也不像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雙性同體詩學”所標榜的那樣具有無性別差異的想象力，而是借助女主“內”的既定性別角色進入時代主題。比如，楊沫的《青春之歌》以女主人公的情感經歷，書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堅強的布爾什維克戰士的過程；草明的《迎春曲》、茹志鵑的《如愿》通過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變化，寫出一門一戶的普通小家庭如何融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大家庭。新中國成立初期女性文學的這種通過性別融入時代主潮，既突出性別又懸置性別的敘述特征成為新時期中國知識界思考本土性別問題的起點。換言之，新時期的女性文學是以呈現被“平權”所遮蔽的性別問題開始的。

張潔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在哪兒錯過了你》、諶容的《人到中年》等女性文本寫的都是女性在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中，為了實現自我價值，不得不面對遠比她們的丈夫或男朋友更多的困難和更復雜的處境。女性的敘述視角和妻子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矛盾掙扎的情節設計，呈現出彼時職業女性必須面對的現實困境。這些文本同時也提醒我們在關注本土的性別問題時，需要首先關注“平權”背后的“差異”，并在清理文學史時厘清被現代民族國家宏大敘事所遮蔽或置換的性別書寫。可以說，雖然都是以性別意識和性別立場來呈現女性的生存樣態，但我們本土的女性文學顯然站在不同的跑道上，而且由于語境不同、起點各異，隨后的發展路徑和面臨的問題也就不盡相同。

美國女性主義理論家伊萊恩·肖瓦爾特在《我們自己的批評：美國黑人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中的自主與同化現象》一文中，曾將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復雜整體的不同階段和方式”分別概括為“雙性同體詩學”（表達“平權”訴求）、“女權批評”（批判男權中心，頌揚女性本質）、“女性批評”（專門研究女性作品，闡釋其中的歷史、風格、主題、文類、結構、創作心理、女子文學傳統等）、“女性本原批評”（拆解性別主體，強調讀者對性別主體的辨認是在閱讀過程中完成的）和“性別理論”（所有寫作都帶有性別）。其中，女權批評和女性批評建立在男女兩性二元對立的理論模式上，強調性別本質，重視女性自身經驗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女性本原批評和性別理論由于深受后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試圖解構女性的主體性，并將性別視為解讀世界的一個開放的知識體系。這樣的總結概括雖是基于女性主義理論自身的理論推演和自我修正，讓理論本身更為周密完善，卻無法完全涵蓋或者說有效闡釋我們本土的女性寫作對女性生存狀態的描摹。

立足于中國本土的現實語境和對女性性本質以及女性經驗的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女性文學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一些頗具革命性的主張有所回應，但回應方式不是用作品去印證西方理論，而是質疑其在中國語境中的有效性。比如：關于“女性美學”為女性的性本質所確立起的既定表述和評價尺度，本土的女性文本反其道而行之，以女人的卑瑣和丑惡來呈現女性魅力，例如鐵凝的《玫瑰門》；關于“同性情誼”對男權秩序的破壞性，本土的女性文本寫出同性情誼的脆弱和女性扮演規定性別角色的自覺，例如王安憶的《弟兄們》；關于“身體寫作”的抗議性和斗爭性，本土的女性文本讓“身體”的革命性旗幟變得面容模糊、身形曖昧，例如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本土女性文學的這些反應不僅說明中國性別問題的復雜性，也說明對女性生存現實的書寫超出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闡釋框架。

新世紀以來的女性文學

新世紀以來，我們本土的女性文學也與西方女性文學同步地顯現出“性別”話語逐漸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擺脫性別本質論窠臼的特點。但是，這些女性文本雖然開啟了性別與民族國家、文化歷史、地方性知識、階層族群、個人經驗等多重話語的對話空間，卻并未如西方理論所示的那樣拆解掉女性的性別主體性，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處理了性別話語。這種處理性別話語的本土性特點大致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盡量避免單一的女性視角，表達出超越于性別之上的普遍經驗。例如鐵凝的《笨花》、王安憶的《天香》、范小青的《滅籍記》、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其中，鐵凝的《笨花》以地方志的形式直接書寫甲午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用華北一個小鄉村的堅忍和值守寫出中華民族的抗爭勇氣和精神氣節；王安憶的《天香》用修園植木、制墨裱畫、織錦刺繡等造物過程串聯起晚明江南貴族士人的生活日常，并通過茶道、詩論和儒佛理學探尋世俗生活背后的美學追求與哲學意蘊。這些文本中有鮮明的女性形象，也有女性在既定角色和社會空間中的生活樣貌，但在敘述中，“性別”沒有被特別突出，只是作為多元話語中的一元，與民族國家、革命歷史、身份認同、自然生態、民間性、世俗性等話語相互滲透、彼此疊加，呈現出斑駁歷史版圖中的一個面向。

二是并不回避女性經驗，但性別只是文本想要討論的話題之一。例如王安憶的《鄉關處處》、孫頻的《光輝歲月》、文珍的《安翔路情事》、蔡東的《伶仃》等。其中，王安憶的《鄉關處處》刻畫了在上海打工的紹興阿姨們，她們往來穿梭于不同的上海家庭，看盡大都市的熱鬧繁華和寂寥冷清，她們對世故人情的品頭論足既是出自性別經驗，也是出自外地人對大上海、鄉下人對大都市的審視和判斷；孫頻的《光輝歲月》寫一個女人在經歷過千帆之后，與自身以及現實的和解，這是一個關于女人成長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個體在不斷變動的時代里以自我調適來記錄時代回響的故事。這些女性文本關注的問題既在性別之內，也在性別之外。

三是接續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明確的性別意識聚焦性別，回應的同時也否定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革命性”特質。例如魯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裘山山的《失控》、林那北的《唇紅齒白》等。其中，魯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寫三對夫妻緊跟經濟的飛速發展追名逐利，故事發生在一個看似男外女內、男主女從的象征秩序中，女人要仰仗男人來抬高身價，于是不斷推動男人不擇手段地攫取，此時女人的異化顯然并非由于既定的男權秩序，而是不受控制的功利心。裘山山的《失控》寫一個習慣了掌控一切的丈夫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妻子，妻子并沒有表現出女性的性別意識，而是聽從丈夫的所有安排，但這條運行千年的古老規則其實非常脆弱，在小說中，擊垮男權圍城的不是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而是當下無孔不入的手機游戲。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男女兩性二元對立、批判父權的基礎上的，如果傳統象征秩序的瓦解不是由于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而是人人都要遭遇的消費意志，那么西方理論中所特別強調的性別意識、性別立場也就相應地失去了革命的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世紀女性文學處理性別話語的方式，接續的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初始階段女性寫作建立起來的書寫傳統，將性別融入時代的、社會的或個人的主題，既凸顯性別也懸置性別。就像遲子建在一次訪談中所談道的：“刻意地展覽女性標簽，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迎合，反而喪失了身份。其實不用張揚身份，女作家寫作時，其天然的氣質，會現出裙釵的影子。”這樣的表述一方面表明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自身特點，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批評實踐應該在充分尊重女性文學本土特性的基礎上，調整其理論預設和批評策略，并重新思考和理解女性文本中的“性別”，從而建設契合中國語境與意義闡釋的本土女性主義理論體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