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之天命：人何以為人

哲學之天命：人何以為人

——芻議金潛星新著《生命存在與升華》

（惠州學院教授 曾鷹  ）

從《真善美的當代建構》（2021年）到《生命存在與升華》（2023年）均屬哲學研究，也仍然是思辨研究，但金潛星先生的這本近著表現出了一種更為宏大的學術視野，不再只矚目于生命個體，而是人類。這一研究向度的確定與選取，不僅和著者本人的學術指向有關，更是其自身所追求的出于對自身的超越。

對于純哲學文本的閱讀，雖難以如文學那般酣暢淋漓，但透過這一本有溫度、有厚度，也不乏高度的匠心之作，在對生命本真意義追索的林中路穿梭中，可觸及一位學人數十年如一日地思考與歷史情境密切交匯的“愛智”光譜，更讓人得以窺見一部以自身親證凝結成的觀念史，以及一個連貫思想傳統在時間上的綿延與接續。

生命哲學本是一個張力極強的思想場域，正如著者所言：“人們在對自我的審視和認知過程中，不需要借助更多的自然科學知識，也不在于苦苦探索世界的本質并從中獲得知識和真理，而在于通過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實現內心的頓悟和自我超越，最終讓我們感受到‘人之為人’生命喜悅于尊嚴。”

對此，也是浸染多年倫理學的筆者所念茲在茲的。無論滄海桑田，人們都需要在生命與倫理之間搭建起一個基本的架構。在這個高度現代性的時代，想起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感慨：“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隨著傳統敘事結構的瓦解，馬克斯·韋伯當年的“祛魅”儼然成為元敘事，世界日益蛻變為一個“高效率的機器”。我們被庸常所禁錮，被物欲所迷惑，為生存所困擾，而本心、本性反被遮蔽，深陷于焦慮和迷惘中。但是，回歸到一個人本來的模樣，讓一個人的心靈澄澈且豐富，恰是生命的應有之義。而這也正是全書的理論旨歸。

一、何以為人

大哲柏拉圖有過經典的哲學之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作為“審視”對象的“我”究竟指什么，一是以身外之物來判定高低貴賤的“小我”，一是已剝離了社會身份、不為外物撼動的“大我”，這才是哲學要認識的對象。要認識“自我”首先要擯棄“小我”，拋棄被物化的一切，保存本真。哲學就是透過層層包裹的社會關系外殼，找出深植內心的本我。

可見，哲學的天命，尤其是生命哲學，在于反思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從根本上解決“我是誰”的難題。為此，金先生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全書中花了大量筆墨進行深度的學理闡述。

人類步入了一個越來越精致、越來越規范的技術時代，并為其左右。此處所說的“技術時代”，不僅意味著使用技術廣泛滲透于我們的物質世界，而且更意味著技術成為了一種難以察覺的社會意識形態，深度干預并塑造著人類的文化生活。

雅斯貝爾斯認為，技術時代是人類的轉折時期，其重要特征是科技成為決定的力量。今天的社會生活正在一步步驗證著他的觀點：現代科學把世界帶進了實驗室，現代技術則反過來把實驗室引進到世界之中。

科學之“眼”和技術之“手”將世界日益建構成一個人工的技術世界。在傳統社會，技術是內在于人的生活世界。面對技術，人們可以從容地展開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現代社會，技術縮小了人的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的距離，顛覆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傳統理解，今天的人類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世界似乎在疲于奔命。

技術世界在本質上是拒絕時間的，“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只有在快節奏中，產品才得到不斷更新換代，資本才會不斷地增值進而達到利潤的最大化。

置身于“現代績效社會”，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被納入到時間的序列和各種計算之中。我們以為自己真的是時間的主人，但似乎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掌控我們，在最接近“時間的主人”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反倒成了它的仆人。

在利益或者利潤面前，生命的自主性被侵蝕，時間被最大限度壓縮。與之相對，文化需要體驗、回味、甚至沉思，這些都需要自由時空的積累。如詩詞歌賦需要在時間的延展中呈現其魅力的文學藝術形式，在技術時代越發尷尬。時間性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規定性，時間標示了人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維度，文化的品質常常需要在時間中體現。

雖然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越來越翻新，但文化的內部價值含量卻沒有增加。過度關注技術與形式，無形中使我們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點滴沉淀起來的文化品質，使我們失去了對記憶的興趣，失去了對生活變化的敏感與熱情。

由是，科技的奇跡帶來了一個隱憂：物質文明本來只是基礎，一旦物質基礎變成了上層建筑，也就是把這個必要的追求變成了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價值追求，那會帶來什么？

必然會帶來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甚至指數級的飛躍發展，但最終會怎么樣？人何以為人，難道人只不過是一個能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欲望機器”（德勒茲語）嗎？

二、人將何為

隨著ChatGPT和Soras的橫空出世，不能不說，在后人工智能時代，人文似乎正在向技術投降。當技術向生活的全面滲透，導致了技術與人文的分裂：既給人類帶來了極大地便利，使人們日益陶醉于技術萬能的神話中，又使人類越來越疏離了對現實生活的感受。

文化與技術存在一定的關聯，但兩者絕對不能互相取代或者等同。如果把文化混同于技術，變成拒絕時間的、一次性消費的東西，那文化就會失去獨立的意義。當生活越來越依賴媒介與技術，以至于當人為的形象符號和各種虛擬環境成為我們溝通世界的主要渠道之時，虛擬與真實的界限被消解了，虛擬時空取代了真實世界。正如文中所揭示的擔憂：精神的力量逐漸被物欲所取代，人類的心靈的空間正在萎縮、精神的家園幾近荒蕪。

我們必須反思：技術將會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到生命的精神領域？換言之，技術會對我們的文化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技術的進步并不等于人類社會的進步。科學史家薩頓提醒道：“單靠科學，即使我們的科學比現在再發達一百倍，我們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技術只有賦予其人性發展的目的，才可能成為進步的力量；生命需要技術的護衛，但更需要文化的慰藉！

物質的世界越發達，人的存在感就越需要不同的生命主體之間有效地對話與交流，越需要擁有一種直抵人心的人文關懷。我們的心靈不能被物欲所填滿，一定要為人的可能世界留出空間，以方便人們去思考、體驗和遐想。只有生命中洋溢著信念與思想，人才真正稱得上是一種目的性存在。

面對“后真相”時代科技難以預測的發展狀況，倫理學家何懷宏提出，我們要努力地尋求自控能力和控物能力的平衡。

哲學家鄧曉芒在追索“走向語言學之后”，進一步指出，人只有當他把對象“當作”自我來追求，又把自我“當作”對象來看待時，他才能做到“知其不可而為之”，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創造出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奇跡”。就此而論，康德的理想主義對當今中國社會普遍的平庸化不吝是一劑良藥。

也許我們唯有重新錨定價值的遠山，才能不斷打破現實對理想的“封印”。我們既不能自認為“看穿”了一切而裹足于動物式的生存，也不能消極等待上帝通過“理性的狡計”來拯救世界。

以復興中華人文精神為己任的唐君毅先生提醒道，現代人文學科的失勢，只是學術受到時代環境左右所表現出的顯晦有時而已，不等于它已失去重要性。置身于這個變亂交織的時代，精神荒蕪與心靈渴求并存，此論斷看來仍然十分精確。

“密涅瓦的貓頭鷹到了黃昏才起飛”。全書對新時代的生命哲學走向以及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無借鑒。于我個人，歷經這一場精神探幽，亦能分明感受到歷史之河的奔涌，不僅尋覓到了自身的位置，還窺見了絢爛多彩且極具張力的生命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