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文獻學(xué)研究的典范之作

【新著評介】

隨著國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2版（以下簡稱MEGA2）的編輯出版及其在中國的引進，21世紀以來國內(nèi)學(xué)界興起了“馬克思文本文獻研究熱”，并且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不久前由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侯才教授編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編者注：以下簡稱《形態(tài)》）“費爾巴哈”章的一種文獻學(xué)研究——文本重建、文字判讀和文獻學(xué)問題考證》就是這方面的一部典范之作，其所取得的成就和特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形態(tài)》“費爾巴哈”章的主要作者、寫作動因和“原始論題”、文本性質(zhì)、文本構(gòu)成、文本編序、文字判讀以及專業(yè)語詞漢譯等一系列遺存的文獻學(xué)難題進行了深入的考證和辨析。該書通過充分的考證和論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和論斷，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通過對馬克思1846年8月1日致列斯凱的信和1847年12月9日致安年柯夫的信，魏德邁1846年4月30日致馬克思的信，以及恩格斯1846年8月19日和10月8日致馬克思的信等歷史文獻的考察，肯定馬克思是“費爾巴哈”章的主要作者，從而否定了廣松涉在其《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所提出的關(guān)于“歷史唯物主義主要出自恩格斯的獨創(chuàng)性見解”的觀點，以及MEGA2《形態(tài)》先行版編輯者陶伯特所主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費爾巴哈”章具有“同等地位的作者”的觀點。

二是，通過體例、內(nèi)容和文風(fēng)等諸方面的考察、比較和分析，判定被MEGA2《形態(tài)》先行版和正式版收入“費爾巴哈”章正文，并被署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費爾巴哈》文稿，其實是恩格斯所作關(guān)于費爾巴哈《未來哲學(xué)原理》的札記，并不屬于“費爾巴哈”章的原初文本。

三是，通過對馬克思1846年8月1日致列斯凱的信，特別是對燕妮回憶錄《摩爾和將軍的動蕩生活概述》中相關(guān)記述的考察，確認《形態(tài)》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計劃中出版的一部兩卷本著作，從而否定了俄羅斯學(xué)者戈洛維娜所提出并被MEGA2《形態(tài)》先行版編輯者陶伯特和正式版編輯者胡布曼所認同的文本性質(zhì)判斷，即認為它是為籌辦中的某種季刊而準備的一些文稿（文章的匯集）。

四是，通過運用“費爾巴哈”章手稿的高清照片對手稿墨水紙張編碼的字跡、顏色等進行比對，以及與伯恩斯坦的鉛筆編頁進行對照等，判定小束手稿的紙張編碼1-5均為恩格斯所標記，而非如MEGA2《形態(tài)》先行版編輯者陶伯特所斷言，只有5或5和3為恩格斯所標記，而1、2、4則為伯恩斯坦所標記。進而依據(jù)這一判定，明確提出按照恩格斯紙張編碼進行文本排序和編輯的方案。

二、按照恩格斯所標記的紙張編碼順序?qū)Α百M爾巴哈”章諸文本進行重新編排，同時，對手稿文字判讀方面存在歧異的逾百處字跡進行重新辨識、判讀和勘定，從而提供了一種不同于MEGA2《形態(tài)》正式版等既有“費爾巴哈”章諸種德文文本的新版本。該書的主要做法是，將“費爾巴哈”章所包含的6個文本視為既相對獨立又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按照恩格斯所標記的紙張編碼重新對其編序，不再對其進行結(jié)構(gòu)上的分組或組合。將未被恩格斯編碼、標記有“無法插入”鉛筆字樣的文本“1.一般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德國哲學(xué)”作為“導(dǎo)言”底稿的遺留文字，視為“費爾巴哈”章的最初開篇方案排在“導(dǎo)言”之后，而不再沿襲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的編頁將其排在文本“Ⅰ.費爾巴哈A.一般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德意志的”之后。將被MEGA2《形態(tài)》正式版收入的恩格斯關(guān)于費爾巴哈《未來哲學(xué)原理》的札記排除在“費爾巴哈”章的正文之外。

同時，該書運用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手稿的高清照片，對既有“費爾巴哈”章諸種編輯版本在手稿文字判讀方面存在歧異的逾百處字跡進行重新辨識、判讀和核準，提出獨立的判定意見，并據(jù)此對既有德文文本進行校勘。據(jù)筆者檢索和統(tǒng)計，共涉及107處文字辨識和判讀。其中，在充分肯定MEGA2《形態(tài)》正式版在文字判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時，也對其中的15處文字提出了不同的判定意見。此外，還有4處文字補充（為正式版所遺漏的文字）。

三、對經(jīng)過重新編排和校勘而形成的“費爾巴哈”章的新德文文本進行了漢譯和注釋。與“費爾巴哈”章手稿文字判讀密切相連的是該章德文原文的漢譯。在既有的漢譯本中，較有特色的譯本是郭沫若版（1938年），克士（周建人）版（1941年），中央編譯局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單行本，1988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以及孫善豪版（2016年）。該書在“費爾巴哈”章德文漢譯過程中，注意充分吸收了既有諸種漢譯本各自的優(yōu)長，同時充分重視對哲學(xué)專業(yè)語詞翻譯的精準性，對觀念體系（Ideologie）與意識形式（Bewuβtseinsform）、個體（Individuum）與個人（Person）、共同聯(lián)合體（Gemeinschaft）與共同體（Gemeinwesen）等一系列重要概念進行了嚴格的甄別和區(qū)分。對某些重要或特殊的語詞和句子的翻譯，通過增加注釋注出既有諸種漢譯本的不同譯法，以便讀者比較和鑒別。

此外，在研究方法和著述體例方面，該書具有以下兩個主要特色：第一，注意充分挖掘和利用相關(guān)歷史文獻和資料，將自己的觀點和判斷建立在可靠的實證基礎(chǔ)之上。例如，對以前較為忽視的燕妮回憶錄《摩爾和將軍的動蕩生活概述》給予了高度重視。該回憶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學(xué)術(shù)生平的歷史記錄，極有可能出于馬克思的授意并經(jīng)馬克思本人親自審定，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可靠性。其中，燕妮不僅明確說明了《形態(tài)》寫于1845年夏天，促使其寫作的直接外部動因是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且專門說明了《形態(tài)》是擬在威斯特法倫州出版的“一部龐大的著作”。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該回憶錄并未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和研究。第二，在頁面版式的編排方面，即分頁、左右分欄、格式、右欄補充文字和批注所在位置等，都盡可能嚴格依照原始手稿相應(yīng)頁面的樣式，并通過不同的印刷字體將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字跡區(qū)別開來。

文獻學(xué)研究是文本研究的根基，為文本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獻基礎(chǔ)。而文獻學(xué)研究的難度又極高，包括手稿筆跡辨認、外語水準、文獻資料掌握、理論修養(yǎng)等多方面因素。侯才教授的新著基于各種主客觀條件，對《形態(tài)》“費爾巴哈”章進行了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種頗具特色的“費爾巴哈”章的學(xué)術(shù)版。相信該書的出版對于中文版《形態(tà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的編譯以及對于該書本身的研究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作者：楊學(xué)功，系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北京市哲學(xué)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