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和楚系青銅器（考古進行時）

目前所發現的楚國青銅器及其墓葬，可大體勾勒出楚國歷史的發展。在秦統一中國之前，楚國已經在長江流域形成了廣泛的文化影響力

安徽淮南壽縣武王墩一號墓考古備受矚目。在墓葬東一室堆滿的青銅禮器中，有一件大鼎口徑88.9厘米、通高111.5厘米，略大于此前李三孤堆大墓楚鑄客大鼎87厘米的口徑，是迄今所見最大的楚國大鼎。

楚鑄客大鼎重達400千克，是此前已知的周代最重的大鼎。楚墓出土體量重大的青銅鼎，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左傳》記載春秋中期楚莊王北進中原、向周使問鼎之大小輕重的故事。

武王墩一號墓和李三孤堆大墓的墓主據考為楚國的兩位末代國君楚考烈王和楚幽王，約為公元前3世紀后期。武王墩大鼎與楚鑄客大鼎巨大的體量，顯示楚國在其末年仍然掌握大量青銅資源、能夠生產大型青銅器。按照歷史文獻記載，公元前241年楚遷都于壽春，直至公元前223年楚滅國，楚國在壽春城定都不足20年。考古工作表明，在今壽縣一帶的壽春城遺址、武王墩墓地，屬于戰國晚期的楚文化遺存十分豐富，說明當年楚國社會經濟活動相當繁盛。考古發現還表明，當時楚國大量使用爰金這樣的黃金貨幣。在壽縣邱家花園出土的鄂君啟節，器形模仿竹節，銘文錯金，是戰國晚期楚王發放的免稅憑證，佐證了當時的貿易活動較為活躍。

青銅器是商周時期貴族身份等級的物化標識，高等級青銅器群的發現地反映了高級貴族的活動區域。目前所發現的楚國青銅器及其墓葬，可大體勾勒出楚國歷史的發展。西周中晚期一些楚國國君的青銅器，以及在宜昌萬福垴發現的鳥紋大鼎和楚季編鐘，都具有長江流域青銅器特征，表明當時楚國的中心在江漢地區。大冶銅綠山礦區發現四方塘春秋早中期工匠墓地，其文化性質屬于楚文化，說明當時楚國已開始控制青銅這一戰略資源。河南淅川下寺和南陽市區兩處楚國高級貴族墓地，分別出土大量春秋中晚期青銅器，應該是楚國北上爭霸中原、政治中心北移的反映。荊州紀南城規模宏大，周邊分布數以萬計的楚墓，是戰國早中期楚國都城的印證。這一時期的荊州天星觀和望山、荊門包山、棗陽九連墩、信陽長臺關等高等級貴族墓，墓穴規模宏大，其內隨葬大批青銅器，不僅反映了鐵器使用背景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也展示了楚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當時的楚國完全控制了大冶到銅陵之間長達300余公里的銅礦帶資源，掌握著青銅資源的生產和供應，擁有富甲諸侯的最大資本。戰國中期楚國疆域范圍西抵巴蜀、東掩吳越而至東海，成為戰國七雄中地域最廣大者。

楚國青銅器在春秋中期開始形成自有的文化特征。楚國不同時期、不同階層的青銅器文化特征比較明確，其中低層貴族先后使用過鼎、敦、壺或者鼎、盒、壺的禮器組合，其中鼎都帶蓋，是春秋中期新出現的器形。這些新的組合方式，也代表了新出現的社會階層。楚國的高級貴族使用一套傳統的列器組合，按等級使用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同時也使用多套的鼎、敦（盒）、壺組合。

武王墩一號墓青銅禮器使用的是高等級的器用制度，該墓出土多套以蓋鼎為關鍵的組合，但九鼎八簋的組合則為一套。鼎簋組合中的升鼎，器形為平底束腰，簋則是方座帶蓋，是這類楚式禮器程式化的形制。相較于齊、晉等傳統周文化國家，戰國時期的楚國更為遵循傳統禮制。

楚國在發展過程中和周邊諸侯國的政治文化頻繁互動，楚式青銅器影響到楚國之外的更大區域，被學者們稱之為楚系青銅器。楚系青銅器率先發生在漢水淮河之間，春秋中期及其后的曾國青銅器，一直都與楚國青銅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戰國時期曾國國君墓葬曾侯乙墓、擂鼓墩二號墓都隨葬楚式的九鼎八簋。楚系青銅器在春秋晚期開始影響江淮和吳越等地區，戰國早期開始向西影響巴蜀地區。成都新都馬家鄉戰國墓出土5件形制相同的楚式蓋鼎，其中一件銘文鼎是楚國青銅器，其余4件是蜀文化模仿的楚器。紹興坡塘獅子山306號墓出土一件方座形器，是在一件典型的楚國青銅器上加鑄四角的人形支座和頂部立柱，加鑄部分呈吳越文化風格。楚、吳、越還大量生產形制相似的青銅劍，成為戰國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

楚國是東周時期青銅器出產量最大的諸侯國。楚國貴族墓葬，楚國附庸國如曾國、蔡國貴族墓葬，都隨葬大量青銅器。曾侯乙墓隨葬包括有名的曾侯乙編鐘等青銅器，總重量超過10噸。曾侯乙作為當時的小國國君能擁有如此大量青銅器，除了楚地豐富的青銅礦冶資源之外，鑄造技術發展并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也是重要原因。春秋中期之后，青銅器鑄造普遍采取分鑄、焊接技術，將一件青銅器分解成多個部件獨立生產，再連接組合成形。青銅器上附著的動物裝飾，也是通過類似方式加工。學者研究表明，曾侯乙尊上有34個附著部件，是通過56次鑄接和焊接連成一體。在增加工序、降低難度的同時，還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有如現代工業的流水線生產。

楚系青銅器的裝飾藝術也有了新的發展。各種變形龍紋是東周時期楚系青銅器常見的紋飾，將這些紋樣用模印的方式布置到鑄造的陶范上，從技術層面提高了生產效率。曾侯乙編鐘中下層一號甬鐘和楚惠王贈送的镈鐘，龍紋構圖近似，模印方式相同，體現了楚系青銅器生產技術的交流。由于戰國時期青銅禮樂器越來越有象征意義，許多青銅禮器甚至不再進行器表裝飾。另一方面，社會對于生活用器則有更多的追求。青銅帶鉤、青銅鏡等用品，以及鈁、樽等容器，多作實用，器表裝飾性往往較強。這類青銅器的紋飾多見勾連云紋等新的構圖方式，是戰國晚期青銅器的高光之作。

楚系青銅器是楚文化的代表，楚系青銅器的擴散實際上是楚文化對外施加的影響。從文明進程的角度看，楚文化從春秋中期占據江漢地區，春秋晚期向東與江淮、長江下游地區強烈互動，戰國早期向西與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交流，反映各區域上層社會對楚國文化價值的認同。可見，在秦統一中國之前，楚國已經在長江流域形成了廣泛的文化影響力。

（作者為武漢大學教授）

版式設計：趙偲汝

《 人民日報 》（ 2024年07月2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