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的海外傳播之路

音樂無國界，它能超越語言和文化的障礙，成為全人類溝通的橋梁。

回溯歷史，中國音樂的國際傳播活動始于秦漢時期。通過人員往來、商業貿易和宗教傳播，我國古代樂器陶塤、銅鐸和瑟等就已流傳到朝鮮、日本等東亞國家，后又逐漸擴大到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漫長的傳播歷程中，從傳播渠道看，中國音樂走向世界經歷了從“以人為媒介”到“以物為媒介”的轉變；從傳播主體看，經歷了從官方主導到民眾自發參與的轉變；從傳播內容看，經歷了從宮廷音樂到民間音樂的轉變。

東亞國家中，朝鮮和日本的音樂受中國影響較大。其中朝鮮接受中國音樂文化較早，曾是中國音樂文化東傳日本的橋梁。秦漢時期，中國的瑟、箜篌等民族樂器就已在朝鮮地區傳播。唐宋時期，中朝兩國樂工往來交往活動日漸頻繁，中國派出大量樂工到朝鮮教授樂舞，并贈送了部分樂器、樂譜。中國的燕樂由此傳入朝鮮，并逐漸演變成朝鮮高麗朝宮廷中的重要樂種——俗樂。此后，以軒架樂器、八佾舞等為代表的中國大晟雅樂的輸入，更是為朝鮮高麗朝中、后期的宮廷音樂奠定了重要基礎。

隋唐時期，中國音樂文化開始直接向日本傳播，為其現代雅樂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經由遣隋使和遣唐使，日本開始大規模、組織化地接受中國的音樂文化。中國雅樂、燕樂和散樂等宮廷音樂以及踏歌、朗詠和催馬歌等民間音樂得以大量傳入日本，其中《玉樹后庭花》《蘇合香》《泛龍舟》等古曲目以及《碣石調·幽蘭》《番假崇》等古樂譜更是對日本的音樂作品產生了深遠影響，至今仍被日本的雅樂廣泛使用。

對越南來說，中國音樂是古代皇室增強國家認同、鼓舞民眾情緒的重要借鑒。越南與中國山水相連，自漢代起，越南一直與中國封建王朝保持著“藩屬關系”，中國的禮樂制度也經由這種宗藩關系傳入越南。越南古代俗樂中的陶娘歌、嘲歌等，其歌詞大多來源于中國的詩詞歌賦，曲調也多由中國傳入。明清時期，中國的禮儀樂——雅樂傳入越南宮廷，受到越南黎朝、阮朝統治者的重視，成為這一時期越南維持國家安定、展現王權威力的重要手段。同一時期，大量中國樂器也傳入越南，如月琴、笛子和琵琶等。宮廷音樂衰落后，這些樂器流入民間，受到越南民眾的喜愛。

明末清初，遷居至馬來西亞的華人成為傳播中國音樂的主力。由于自然災害頻發、社會動蕩，中國廣東、福建、海南等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大量移居至馬來西亞。這些華人移民為馬來西亞帶去了中國傳統音樂的種子，如粵劇、客家劇、瓊劇等。隨著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發展壯大，在當地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影響下，馬來西亞最終形成了獨特的音樂體系，呈現出偏向大眾娛樂、偏重中國閩粵地區傳統音樂、中國音樂馬來西亞化等多種特征。

近代之后，來華西人取代政府成為傳播中國音樂的主力。20世紀早期，我國音樂界開始出現“褒西貶中”的傾向。但此時來華西人卻展現出對中國音樂，尤其是中國戲曲的崇尚之情。以美國音樂家亨利·愛希漢姆、德國教育家尉禮賢、美國傳教士郝路義為代表的西方音樂家通過翻譯中國古代音樂典籍、創辦刊物傳播中國音樂研究成果、組織有關中國音樂的集會和路演、在西方交響樂中融入中國古代樂器等多種方式，積極向外國民眾普及中國音樂知識。

到了現代，中國音樂的國際傳播由傳統戲曲開始，之后延伸至流行音樂。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音樂的文化和社會價值。1953年，我國首次派出中國青年代表團奔赴羅馬尼亞參加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中國京劇曲目《鬧天宮》和《雁蕩山》榮獲集體一等獎。從1954年到1977年，我國又先后派出多個藝術團赴法國、德國、波蘭、印度等40個國家訪問演出，梅蘭芳、周信芳等優秀戲曲演員也為世界觀眾表演了《白蛇傳》《霸王別姬》等傳統戲曲。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音樂產業總規模已近5000億元，同比增長10.75%。未來可通過與海外音樂機構和演出公司合作，進一步推動中國音樂作品在全球的發行和演出。在中國音樂走出去過程中，雖然東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存在差異，但通過音樂感知真善美、撻棄假惡丑的基本價值追求卻是一致的。

(作者：吳瑛、孫蔚航，分別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