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的千里西行

1965年，在新疆吐魯番安樂古城南邊的廢棄佛塔下，一位農民發現了一個陶甕，甕里裝著幾卷佛經和古籍文書，其中有一張殘頁最引人注意，它起于“是歲劉備帥軍伐至巫山秭歸”，終于“敕諸軍但深溝高壘”，寫的是三國時期吳主孫權的故事。

殘頁出土后，考古學家郭沫若將之與傳世的宋代刊本《三國志》比對，除了七處文字上的細微差異外，整體內容完全一致，此后又有機構做了紙張年代鑒定，最終得出結論——這張殘頁，出自一本誕生于公元265年至420年間的《三國志·吳書·孫權傳》。

“《三國志》寫于公元3世紀末，這說明在陳壽寫完后不久，它就傳到了新疆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在新疆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的陳凌說。

這份抄本使用的紙張和字體都頗為講究。陳凌說：“它的紙張尺寸是當時中原地區標準的一尺大小，使用的字體則介乎于楷書和隸書之間，也就是說，它大概抄寫于魏晉時期字體產生轉變的年代。”

實際上，新疆不止出土過這一份《三國志》抄本。1909年，北魏時期寫本《吳書·韋曜華覈傳》出土；1924年，晉寫本《吳書·虞翻傳》《吳書·虞翻陸績張溫傳》出土；1965年，晉寫本《魏書·臧洪傳》和《吳書·孫權傳》出土……一共六份抄本，證明了這部歷史巨著在當時的西域也頗受重視。

“《三國志》是正史，只有一定級別的人才能抄寫，所以它應當是通過官方途徑傳入新疆的。”陳凌說，“安樂古城南佛塔出土的這份殘本對于我們研究漢字的發展，是一份很好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在邊疆地區的出土，反映了中國傳統史學傳播范圍之廣，對理解中華文明一體有很大的意義。”

數千年來，隨著商人和士徒往返于中原和西域，兩地的文化也在不斷交融。氣候干燥的吐魯番盆地，留存下許多新疆地區與中原地區交往的文獻佐證，其中便有《論語》《千字文》《倉頡篇》這些隨處可見的啟蒙教材。

20世紀60年代，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論語·鄭玄注》抄本殘卷，這是一位名叫卜天壽的學生的課堂作業，他在紙上還寫了幾句俏皮話，請求老師早點兒放假：“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堿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

從殘卷的抄寫內容可知，卜天壽的課本不僅有《論語》，還有《千字文》，雖然他只有十二歲，但字體工整有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練成。

“比如南朝梁周興嗣編的《千字文》，也是大概魏晉南北朝后期就傳到新疆了，它是通識教育的讀本，傳播得更快，”陳凌說，“能夠把中原的這種基礎教育內容同步傳到這個地區，意味著當時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新疆，如果做不到有效治理，那么這東西是不會這么快傳過來的。”

如今，在安樂古城出土的《三國志·吳書·孫權傳》和卜天壽所抄寫的《論語·鄭玄注》都被收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將千年前書卷與文化的千里西行故事，講給如今的觀眾聽。(《中國新聞》報作者王曦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