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風波》：將歷史化為一段有說服力的敘事

歷史考證具有克己的美德，謹慎地斷定已然，拒絕穿鑿附會。而歷史書寫又充滿了裂隙與褶皺，這就有待能夠想象當然、測度所以然的藝術創作將其彌合。由光束戲劇和鷹劇坊聯合出品、近日在北京人藝小劇場上演的話劇《國子監風波》，正是這樣一部在歷史裂隙里做文章的作品。

《國子監風波》取材于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寫定的刑典《大誥》中所記載的一則案例——吏部尚書余熂（音同細）與國子監學錄金文徵（音同征）告發國子監祭酒宋訥苛待學生，卻反被誅殺。劇作以寥寥數語的史料為起點，通過用心捕捉和打磨，讓平淡的文字“橫生波瀾”，化為一段具有說服力的敘事，讓迷人的事物潛藏在細節中。本文將以五個關鍵詞管窺全劇之義。

夢境

話劇以朱元璋的夢開始。兩個雙手持面具、頗似在儺舞的神秘人游蕩在御座旁，擾動他的夢境。四張面具捉摸不定，它們也許象征古代“四民”（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也許暗示朱元璋為治理權貴和貪污引發的“洪武四大案”。當然，在劇作設定的時間點，郭桓案正在查治中，藍玉案尚未發生，面具更可能是一種抽象的指涉。這一情節出現了兩次，一次在風波發酵前，一次則在平息后。揮之不去的夢境代表不能被違逆的歷史規律，也是朱元璋無法克服的心結。他覺得自己一日不得安閑。在他的幻想中，馬皇后引述《道德經》之語：“取天下，恒無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但這注定是幻想，并且無法被朱元璋認同。他出身底層，深察百姓疾苦、痛恨貪官污吏，在奪取天下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卑、多疑、掌控欲和攻擊性強的性格。而當唯一能給予他溫情的馬皇后去世后，朱元璋更是徹底成為孤家寡人。這構成了全劇的緊張感。

在場

這種緊張感通過演員的“在場”具象化地展示出來。整部劇中，朱元璋一直強勢在場，只有在宋訥和金文徵吟詩時才短暫退場——那是兩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在那里他們才能得到片刻解脫，盡管其詩文仍難以完全擺脫緊張感。在其他角色的主場，如國子監、余熂家中，朱元璋仿佛潛藏于暗影中，默默注視著一切。這恐怕不能僅僅用便于舞臺調度來解釋，而是有意的設計。一個例證就是，當暗室中的余熂圖窮匕見，對金文徵提出逼迫宋訥致仕的計劃時，一聲驚雷響起，電光照亮朱元璋的身影——難知如陰的帝王心終于在這一刻露出崢嶸。

朱元璋的無所不在，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明代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某日早晨，朱元璋詢問宋訥昨夜為何生氣，并拿出一幅畫，上面是他生氣的表情。不難想象，在這樣嚴密的監視與鉗制下，宋訥們只能委曲求全，心甘情愿地按照帝王心意參與劇中棋局。在這里，必須特別稱贊一下這位扮演朱元璋的來自北京京劇院的演員，她以十分扎實的舞臺功底，立住了朱元璋的形象。

棋局

宋訥在與朱元璋下棋時執白，但在與金文徵殿上對質時則執黑。他執白時可以一退再退，但執黑時則絕無退讓之可能。劇中棋局的設計也頗有巧思，正是對權力關系的隱喻。在宋訥和金文徵對質時，兩人你來我往，在唇槍舌劍中將棋子移到舞臺中間。讓國際象棋元素深度參與這部歷史劇，固然會造成些許不協調，但這場戲會讓你覺得它嵌入的分寸是恰當的，因為棋子只有高下錯落、針鋒相對，才會富有動感，才會顯得美。

宋、金二人對質時分居舞臺左右，朱元璋和余熂居中，不偏不倚，如同裁判。不過我們知道，宋訥實際上在替朱元璋落子。而很快，余熂也露出了馬腳。他形同輸送彈藥般幫金文徵拎出一枚白子，再由后者送到對質前線。這已然犯了大忌。下一場戲回溯余、金暗室密謀，兩位演員不得不處理上一場被移到舞臺中間的棋子。于是，飾演余熂的演員以一套莊重、頗具儀式感的動作，將所有棋子送回原位。或許，這才是他被唯一允許的行動，即不帶感情地維持秩序。與朱元璋的威、金文徵的憤、宋訥的沉郁不同，余熂身上始終跳動著幾分狡黠。他顯然不具備參與這盤生死棋局的覺悟，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秉持

真正配得上參與棋局、成為朱元璋對手的，只有金文徵。劇中他的手里一直握著件東西，我多次拿出望遠鏡試圖弄清那是什么，推測可能是笛子、符節、教具等，并且預想著某一刻他會悲憤地將它丟掉。然而沒有。他剛直犯上，激昂陳詞，鋃鐺入獄，呵壁問天，慷慨赴死，卻始終持握著這件東西。金文徵是一個很理想化的人物，不難看出創作者對他的褒揚：“勇將不怯死以茍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他當得起勇敢，也稱得上純粹。從設定看，金文徵入仕多年，又曾至邊地，已是頗有閱歷的中年人，但劇中則呈現出十分年輕的狀態，似乎有意淡化年齡。而后，再讓他于吟詩時一口氣釋放滄桑：“東飛烏，西飛兔，海變桑田知幾度？燭龍肯緩羲和轡，流光應向人間住。流光不住將奈何，坐令蛾黛秋霜多，手摩銅狄嗟蹉跎！”原作是一首游仙詩，瑰麗的想象甚至讓詩句流露出一種只爭朝夕的少年氣。金文徵希望司夜的燭龍和馭日的羲和為人間稍住流光，但注定無果。“佩環一落空中響，世上猶存千載思”，他最終以果決的姿態殉其理想，并得以留名。

衰老

與金文徵的年輕相對應，宋訥身上由內而外地散發著衰老。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人物：大半生經歷亂世，看到過秩序最崩壞時的慘狀，因此知道重塑秩序的重要性；在鼎革之后受到新朝恩遇，有著樸素的食祿忠君之意，卻苦于無法洗刷舊朝標簽；知道自己珍視的晚節會被帝王輕易碾碎，于是認命般地順從；成了工具，但又無法完全認同，只能用堅硬的外殼將內心掙扎包裹起來。在全劇中，宋訥內心的掙扎大概是最劇烈的，但衰老成為他的包袱，他已習慣用最消極的姿態去應對。

《莊子》里提到一只神龜，死已三千歲矣，被楚王珍藏于廟堂之上——這也是朱元璋為宋訥安排好的命運。不過，如果宋訥有得選擇，他大概還是愿意做曳尾泥中的凡龜。有詩為證：“行止常驚坎窞中，衰年欲作囁嚅翁。才華不是鳴陽鳳，蹤跡渾如踏雪鴻。黃犢隴頭蓑笠雨，白駒場上幾筵風。祇知此意堪娛老，未信先生不我同。”他自嘲不是能夠伸張正義的“鳴陽鳳”，隨處都是的陷阱逼得他囁嚅噤聲，只想致仕歸隱。“未信先生不我同”，宋訥設想別人一定能夠明白他的處境與期望，唯有如此才能老懷稍慰。劇作努力讓觀眾產生“了解之同情”，也就無法輕易指斥他的“平庸之惡”。

對于朱元璋時期的國子監，史學界一般認為，嚴厲的監規以侵占監生的私領域為代價，換來了國子監畸形的繁榮。不必諱言，該劇或許帶有一絲文人之作“自我陶醉”的意味，但我們還是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去真誠地面對歷史，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貴的品質。（王驅之 攝影/張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