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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松,男,漢族,湖北武漢人,1975年2月出生,1997年9月參加工作,2000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任武漢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隊三大隊警務技術四級主任,曾先后榮立個人一等功1次、三等功5次。2025年5月26日下午,萬松同志在組織完端午節安保風險研判后突發疾病,經送醫搶救無效,于5月27日不幸犧牲,年僅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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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市公安局科信支隊,萬松的辦公室仍保持著原樣。辦公桌上,常用的日記本里,未完成的任務標著三角符號;那些沒寫完的代碼、未收尾的文件,正由戰友們接力完成。
“一年跟著干,兩年成骨干,三年自己干”—— 這是萬松對同事們的要求,也是他帶隊伍的準則。
胡欣與萬松是相處九年的師徒,感情深厚。如今,萬松離世近兩個月,胡欣每次經過辦公室拐角,腳步總會下意識放慢。
“我們在那個辦公室有太多回憶。這兩天經過他的辦公室,我總忍不住想喊‘萬大,該去吃飯了’‘萬大,一起去開會了’‘萬大,領導布置了新工作’……” 胡欣的話語里滿是思念。
翻開萬松的工作日志,每一頁都是對職責的堅守:
5月21日至22日,武漢預報大暴雨,他連夜梳理 12345 市民熱線留言與歷年積水數據,精準研判出幾十處易積水點,第一時間將預警信息送抵相關部門;
5月23日,他組織起草 “五一” 大客流應對復盤報告和端午節大客流預測研判分析;
5月25日(周日),本應陪家人的他,因緊急數據分析任務,從上午9點忙到晚上10點。
“他沒有獨立寢室,累了就在單位沙發上靠一會兒,這么多年一直如此。” 同事高波說,夙興夜寐是萬松的常態。
5月26日,成了萬松生命的最后一天。中午12點2分,他在微信群發通知:“下午4點開周例會,各組準備匯報工作計劃。” 午飯后,胡欣路過辦公室,見他靠在沙發上閉眼小憩,像往常一樣打盹。
“我們約好2點去漢陽開會,1點59分我推門喊他‘老萬,走了,開會去了’,卻再也叫不醒他了。” 胡欣經常會回憶起那時的場景。
經全力搶救,5月27日凌晨0點33分,萬松還是離開了。突發腦溢血,奪走了這位50歲民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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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萬松從華中理工大學計算機應用專業畢業。面對信息技術產業的蓬勃機遇,他毅然選擇穿警服,只因 “想以技術革新守護一方安寧”。2016年,武漢公安推進傳統警務向智慧警務轉型,組建大數據實戰應用中心,兼具偵查經驗與計算機專業背景的萬松,成為初創團隊6名核心成員之一,在技術崗位一干就是28年。
那時,公安大數據應用在國內剛起步,全國公安系統鮮有人能規范撰寫數據分析報告。萬松深耕算法領域,將偵查經驗融入數據分析,從 “學霸” 成長為智慧警務 “拓荒牛”,卻一直有著強烈的“能力恐慌”。
“那時候的網絡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跟現在有很大的區別,他需要很多跨學科的能力。這都是他以前在高校沒有接觸過的知識,能力恐慌不停地鞭策他,去掌握新的知識。” 同學胡驥說。
“千萬不能為了觀點找數據,嚴謹、嚴謹、再嚴謹!” 萬松在工作上對自我嚴格要求,在業務上追求卓越,對同事卻總是真誠相待、耐心教導。
“2017年第一次寫歸元寺安保分析報告,萬松帶我們蹲在指揮中心,調閱三年監控,一幀幀數人數。報告里268個數據,有一處差了0.1%,他嚴肅地說‘別小看這0.1%,可能意味著幾百人的安全隱患’。” 胡欣回憶。
同事高波說:“他布置工作會拆分成多項,明確預期效果,‘保姆式’交代清楚。近10年共事,從沒見他發過脾氣、跟人紅過臉,說話總是溫和的。”
民警王國棟記得,萬松曾替他 “攬責”:“我參警經驗不足,寫的客流分析報告被領導批評,萬大過來把責任攬過去,說‘是我沒教透’。”
萬松的辦公桌下,總藏著一抽屜零食。“晚上加班忘了吃飯,他會遞來餅干、蘇打餅;凌晨有人狀態差、發抱怨,他就拿零食過來聊聊,大家干勁很快就回來了。” 王國棟說。
28年里,萬松協助破獲重特大案件160余起,榮立個人一等功1次。“從歸元寺祈福到國慶燈光秀,每逢重大節點我們都一起熬夜。8年攢了160多篇重要報告,每個數據都是他磨出來的。” 胡欣說。
2024年3月,一起案件偵破陷入僵局,專案組調查一個月無果。萬松帶數據組支援,通宵建模型,三天三夜泡在辦公室,從海量信息中 “撕開” 突破口。“排查出200多條線索,涉及武漢10個區、12名嫌疑人,據此抓獲的人數占專項行動刑拘人數的50%。” 高波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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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里,萬松是團隊的 “CPU”;家里,他是親人的頂梁柱。妻子張熙說,結婚21年,丈夫再忙也沒疏忽家庭:兒子解不出的數學題,他加班再晚也會寫好解題步驟;她愛喝茶,他總能精準控制水溫和沖泡時間,泡出恰到好處的回甘。
“他不工作時,時間都用來陪我和孩子。每個節假日他都在一線,但孩子從沒覺得缺父愛。” 張熙回憶,“我性格任性,他總讓著我。剛要吵架,他就服軟:‘想吃點什么?’我媽做青光眼手術,他讓我休息,自己去照顧,還說‘您是我媽媽,有啥不方便’;我爸做手術,晚上一有動靜他就起來按摩。他走后親戚才說,他默默幫了很多忙,我都不知道。”
“微信記錄里,他說得最多的是‘我在開會,稍后回復’。” 張熙哽咽著,“我總覺得是做了個夢,早上醒了他就該回來。直到一遍遍辦手續、開死亡證明,才慢慢接受他不在了。他一輩子為責任活、為工作活、為家人活,太辛苦了。若有來世,希望他為自己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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