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來自抗戰國際友人后代的世紀回音

1938年，周恩來在武漢和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合影。 （資料圖片）

大道不孤，大愛無疆。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并肩戰斗的偉大勝利。”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述中外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相互支援、并肩戰斗的故事。

抗戰期間，斯諾、艾黎、拉貝、白求恩、普希金等一大批國際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來到湖北，同中國人民并肩戰斗，以輿論聲援、醫療救助、物資援助、難民收容等各種方式支援抗戰。攜手跨進同一條戰壕，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結下的深厚友誼，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1938年5月，新婚不久的蘇聯空軍志愿隊轟炸機分隊長阿·伊·普希金主動報名援華，參加武漢會戰。（資料圖片）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人類在歷史發展中常常要面臨來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戰，在這些重大挑戰交匯的關節點上，人類社會存在多種可能的走向。”

80年前，面對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勢力，包括這些國際友人在內的全世界正義力量同仇敵愾、英勇戰斗，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80年后的今天，人類又一次站在了團結還是分裂、對話還是對抗、共贏還是零和的十字路口。當積極投身抗戰的國際友人后代來到中國，尋訪崢嶸歲月里患難與共的足跡；當美國飛虎隊青少年夏令營成員艾利克斯來到湖北紅安，聆聽飛虎隊隊員本尼達的故事……守護歷史正義、守護人類良知的信念在情感共鳴中如星火般匯聚。

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專訪三位國際友人的親屬，他們都為其親人當年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結伴同行感到驕傲和自豪。

以史為鑒，從抗戰烽火到百年變局，世界各國人民都會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站在公平正義一邊，堅定做歷史記憶的守護者、發展振興的同行者、國際公平正義的捍衛者，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共同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埃德加·斯諾(1905年—1972年)美國作家、新聞記者

采訪對象埃德加·斯諾侄子 埃里克·福斯特

“我追隨姑父的腳步來到中國長居北京”

埃德加·斯諾侄子續寫《紅星照耀中國》

“2010年，我追隨姑父的腳步來到中國，并長居北京。”8月15日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0周年的日子，得知埃里克·福斯特受邀到南京參加相關紀念活動，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專程趕赴南京并專訪了他。

埃里克·福斯特是《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埃德加·斯諾的侄子。說起埃德加·斯諾，很多中國人都不陌生。這位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作家、記者，向世界報道真實的中國，“給了世界一雙了解中國革命的眼睛”。

1936年，斯諾來到陜甘寧邊區，成為第一個訪問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外國記者。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進行長談，根據見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首次向世界展現了中國紅色政權和紅軍將士的真實面貌，引發熱烈反響。

“到北京后，我才知道《紅星照耀中國》是中國中學生的必讀書目。”埃里克說，“可能已有數百萬年輕人讀過這本書，好多人是讀了兩遍、三遍，并寫下了大量的評論文章。”

8月15日，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在南京專訪埃里克·福斯特（中）。他與記者合影并簽贈《紅星照耀中國》。

在與中國學生的交流中，埃里克經常會被問道：“埃德加·斯諾是誰？”

“他們還想知道更多有關作者本人的故事。”埃里克表示，他正在創作兩本書，一本是全面介紹斯諾在中國10年的經歷、取得的成就及個人成長故事；另一本書相當于續寫《紅星照耀中國》，包括之后發生的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等，“這兩本書在中國出版后，還會在美國出版，要讓更多和我一樣的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抗戰歷史，特別是年輕人。”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埃里克坦言，“我來中國以前只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來中國后才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不容抹殺！我寫了一本關于二戰期間日本老兵的書，采訪了很多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他們都承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

采訪中，記者提及一張斯諾與周恩來、鄧穎超在武昌珞珈山的合影。這讓埃里克回憶起姑父斯諾在武漢抗戰的往事——

1938年7月，斯諾抵達武漢，采訪了周恩來等各界人士，并作了如實報道。他還與妻子海倫·斯諾、好友路易·艾黎等人在武漢發起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以下簡稱“工合”），并成為“工合”的宣傳者和爭取外國支持的發言人。

埃里克表示，姑父斯諾在武漢抗戰期間，首次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傳播向世界，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三度應邀來訪，1970年的訪華之行，更為中美兩國關系的轉折破冰作出了獨特貢獻。

“我將追隨姑父的腳步。”埃里克透露，目前正在創作一本有關中國發展成就的書，要把最新的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

埃里克來中國后，在北京教授英文，目前已經退休。他透露，創作靈感來自在北京生活期間，他深刻感受到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在很多領域都已經是世界第一，比如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造船大國。“這些數據會變成非常吸引眼球的標題，這本書在海外出版之后，我相信即使有很多人還不了解中國，也會被深深吸引。”他說。

路易·艾黎 (1897年—1987年) 新西蘭友好人士

采訪對象 路易·艾黎侄女 喬斯林·艾利·沃特金

艾黎的骨灰一半撒在甘肅一半葬在北京

侄女追隨其腳步回訪武漢、洪湖

武漢正值盛夏，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新西蘭卻是隆冬。一北一南，季節不同，但兩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心同樣炙熱。

8月15日，湖北日報全媒記者通過郵件輾轉聯系上新西蘭國際友人路易·艾黎的侄女喬斯林·艾利·沃特金女士。

當天，她正在新西蘭奧克蘭大都會博物館，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以路易·艾黎為代表的新西蘭友好人士在抗戰中的圖片展。

喬斯林介紹，近期新西蘭有不少這樣的活動，比如路易·艾黎的出生地斯普林菲爾德鎮就舉行了相關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大多通過珍貴的歷史照片、翔實的文獻資料及真實感人的故事，再現80多年前中新兩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場上的守望相助。

“路易·艾黎是我父親的堂兄，也就是我的叔叔。1927年起，他就一直在中國生活。”喬斯林回憶，“記得小時候，叔叔艾黎每年都會給我們寄一本攝影畫冊作為新年祝福，里面是他在中國拍攝的城市鄉村、普通民眾等。收到畫冊的那一刻，我們總是很開心。”

“艾黎與湖北的情誼早在抗戰之前就開始了。”喬斯林從叔叔艾黎的自傳了解到，1931年至1932年間，他到武漢、洪湖抗洪，運送救濟糧并收養孤兒。他被湖北人民遭受的苦難深深觸動，又被這些淳樸百姓不屈不撓的勇氣和決心所鼓舞，所以竭盡所能幫助他們。

路易·艾黎等國際友人在中國建立了近3000個工業合作社。圖為武漢工友彈花軋花合作社。（資料圖片）

“為援助中國人民抗戰，叔叔艾黎和美國作家斯諾等建立了近3000個工業合作社，這讓我感到無比自豪。”喬斯林介紹。

上世紀30年代，上海是中國工業之都，1937年被日軍轟炸后，近七成的工業被毀，許多人一無所有。當時，身在上海的艾黎不斷自問：如何讓人們有工作養活自己？如何重新啟動工業？如何更好幫助中國抵抗日本法西斯？次年8月，在周恩來的支持和鼓勵下，路易·艾黎等國際友人在武漢正式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艾黎提出口號“工合”，意為“一起工作”。到1942年底，已經在全國各地設立事務所72個，擁有社員3萬人，生產包括毛毯、面粉、玻璃、工具、陶器等500多種產品。

“工合”還在海外華僑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各國社團、友好人士中募捐，將籌集到的鑄鐵、機械、大米、面粉等物資通過八路軍辦事處送往延安和華北八路軍總部。

1942年，路易·艾黎與喬治·何克在陜西創辦培黎工藝學校；1944年遷址甘肅山丹。新中國成立后，路易·艾黎仍留在中國繼續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8月15日，新西蘭斯普林菲爾德鎮，人們在路易·艾黎紀念碑前獻上花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圖為路易·艾黎的侄女喬斯林·艾利·沃特金特意留影紀念。 （受訪者供圖）

喬斯林說，艾黎雖在湖北時間不長，但對武漢、洪湖懷有深厚的情誼，他曾于1979、1984年兩次重回武漢，訪問了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紀念館，并留下珍貴照片。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骨灰一半撒在甘肅山丹、一半葬北京。

追隨艾黎的腳步，喬斯林于2023年來到湖北，參觀了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紀念館；在洪湖一中，她與學生共讀路易·艾黎創作的《洪湖精神》詩篇。

艾黎在中國的人道主義工作，對家族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喬斯林介紹：“我們家族很多成員，包括我自己都是教師，我們都非常重視他組織學校和培訓數以千計兒童和成人的方式。”

近年來，喬斯林致力于向家族年輕一代講述艾黎的故事、傳承艾黎的精神。2022年，她特地邀請25位堂親一起參觀了艾黎舊居。“我希望這些年輕的家族成員能像叔叔艾黎一樣，繼續幫助他人。”

約翰·拉貝（1882年—1950年）德國友好人士

采訪對象 約翰·拉貝之孫 托馬斯·拉貝

“我覺得自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拉貝之孫成為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8月15日，第四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上崗儀式在江蘇南京舉行，其中包括《拉貝日記》作者約翰·拉貝的孫子托馬斯·拉貝。這是國際友人后代首次入選這一群體。

“我們拉貝家族四代人，已與中國延續了170多年的情誼。無論過去還是今天，面對邪惡勢力，我們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要把歷史的真相告訴更多的人。”托馬斯接受湖北日報全媒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西門子公司常駐南京代表拉貝同多位國際友人共同設立“國際安全區”，救助超過20萬中國百姓，并寫日記詳細記錄日軍暴行，為歷史留下如山鐵證。

“祖父的日記中寫到了武漢。南京戰火紛飛之際，許多富人、高管都撤到了漢口。”托馬斯介紹，“公司曾命令祖父離開南京前往更安全的武漢，但他拒絕了，毅然留下來主持南京國際委員會的工作，建立中立區保護平民。”

當時，拉貝被推舉為安全區主席，他把學校、教堂、西門子廠區等建筑開辟為緊急避難所，冒著生命危險“說服日本人承認安全區可為中國人提供庇護”，并四處奔走尋找大米和煤等生活物資。直到1938年2月22日，再次接到總部電報，他才離開南京前往漢口，指定牧師米爾斯接任安全區主席；3月18日，拉貝啟程返回德國。

“80多年過去了，祖父一直被中國人民惦念和感激。”托馬斯說，習近平主席2014年訪問德國時在演講中講述了祖父的故事，并在中國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等場合多次提到他。

“祖父為中國平民挺身而出，他一直是我們家族的榜樣。”托馬斯和家人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6所約翰·拉貝交流中心，弘揚拉貝的人道主義精神，傳遞和平和友誼。

2024年1月，托馬斯撰寫的《拉貝與中國》中文版出版，再現拉貝在北京、天津、南京30年的生活經歷，講述拉貝家族幾代人同中國人民的情誼。“中國人民紀念拉貝，是因為他對生命有大愛、對和平有追求。”托馬斯把習近平主席對祖父的這句評價印在了書的首頁。

8月15日，托馬斯·拉貝在南京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托馬斯是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2015年9月，他受邀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時，習近平主席向他頒發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近年來，托馬斯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共同編寫教材、開展醫療技術合作，并在南京、武漢等地講課。

“因為我的家族與中國的聯系，我覺得自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由衷地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感到高興。”托馬斯透露，他的兒子馬克思·拉貝正在努力學習中文，期待未來延續曾祖父的和平使命。

1938年，美國友人魯茲（右一）及女兒弗蘭西斯（左二）、美國記者斯特朗（右二）、史沫特萊（左一）和彭德懷在漢口魯茲住宅前合影。斯特朗、史沫特萊都將武漢抗戰時訊發往歐美主流媒體。（資料圖片）

1938年，印度援華醫療隊一行來到漢口，葉劍英、凱豐、羅瑞卿等人和他們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屋頂花園合影。 （資料圖片）

美國友人弗蘭西斯以人道主義國際救援的名義給八路軍運送醫療物資。 （資料圖片）

1938年，匈牙利裔美籍戰地攝影大師羅伯特·卡帕與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攝影師費諾在漢口街頭拍攝。 （資料圖片）

羅伯特·卡帕拍攝的漢口遭受日軍飛機轟炸后的照片，刊載于1938年10月17日美國《生活》周刊。（資料圖片）

文字：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龔雪 沈早慧 通訊員 周靜 實習生 馬一雯

圖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薛婷 任勇 攝

特別感謝：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