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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珞山
過去講武漢人三分之二會游泳,真不是吹。上世紀60年代,僅我們這些武昌東湖邊長大的,幾乎無師自通個個擅長玩水,之所以說玩水實指超出一般的游泳,達到隨心所欲,什么蛙泳、仰泳、蝶泳、潛泳、自由泳,包括跳水全學得有模有樣。或許年少對東湖的詩情畫意反應遲鈍,但對東湖水的喜愛依戀縱情釋放。那時的湖水蠻清,整個暑假伢們近乎都泡湖里,口干了咕嚕幾口東湖水,不光從來冇得么事,現在仍能想起那淡淡甜甜的味道。兒時的東湖還冇被堤壩分割,放眼望去湖面煙波浩渺,依然企盼有朝一日能目睹更遼闊的大海。
大海的夢正待圓,東湖的緣突中斷。中學畢業,我即隨著上山下鄉浪潮去了江南農村,那無邊的田野造就了樸實厚道的莊稼漢,對來自城市遠離父母的知青,源于本能善良,認為只要踏實肯干勤奮好學,就是好后生。記得推薦我任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時,公社沒有動搖對“重在本人表現”政策的把握,堅持用人不拘一格。此舉彰顯的博大胸襟,一直鞭策著自己做人、做事。務農多年,從生產小隊至大隊,又從公社干到縣里,直至后來再度上學。見識了東湖以外的廣闊天地,方知不是故土的東湖小了,而是似大海般的世界大了。
工作生活安頓漢口后,雖不再頻繁前往東湖,卻有了續夢大海的機會。不知是不是早先東湖的水和繼而第二故鄉插隊的茶代酒墊底的功夫,祖國的四大海域我都不膽怯,游刃有余。境外下過海印象最深的,莫過于疫情之前的一年初夏,在體驗約旦側死海漂浮的翌日,由以色列的埃拉特港乘游船駛向印度洋紅海,于遠離海岸線的一處下海。那時中東戰火還未牽涉紅海這塊,海面貌似平靜,入海截然不同。耳旁的海風呼呼作響,周圍的海浪一浪蓋過一浪,水溫也愈游愈冷,好幾個才下去試了沒幾分鐘,因恐懼趕緊爬舷梯上了船,唯有我和另一武漢客人劈波斬浪近20分鐘。但自船長那獲悉這里海深達200米時,不禁一驚。其實,當一次次欣賞到湛藍如洗的地中海、暗流洶涌的波羅的海、寧靜優雅的亞得里亞海、一衣帶水的日本海,尤其從飛機上穿越英吉利海峽俯瞰寬廣的大西洋,以及佇立臺灣島東海岸礁石上眺望無垠的太平洋時,總是格外舒展。身及大海尚易,心及實難。若欲真正領悟大海精髓,絕不像地理間的逾越那么簡單。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雖然存有“心之官”的誤解,卻使另一形式的勤思量、善思考比喻為用心的哲理傳承至今,認知大海又何嘗不是一種風景之美向思想之美的升華!
大海夢遙遙可逐,東湖情依依難舍。一縷鄉緒、一抹鄉愁,往往被融入的既是人們對自然大海的遨游,也是對精神大海的探索。能否超越思想堤壩的束縛,以更加廣闊的胸懷接納人類文明、海洋文明,必是那些懷揣著堅定的理想信念,有風骨、有抱負的人。我曾經熟悉又不熟悉的幾位堪稱在其科學研究領域均做出卓有建樹的大家,應該就是這樣的人。
發小的父親吳于廑先生,為全國著名世界史學者,自上世紀40年代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定居于武漢東湖之畔,但心系天下。先生當年珞珈講壇的一句:“國立武漢大學”倒著念,就是“學大漢武立國”,旨在賡續漢朝威武不屈的立國精神。近來,偶讀吳先生再版的《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其實他撰寫這本書時,并未去過地中海沿岸的希臘和羅馬,然絲毫不受這一缺憾的局限。由于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內在的開闊視野,筆墨之處不僅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而且書中簡扼描述的人文掌故,妙趣橫生,叫人過目難忘。當翻到其公子為該書再版跋文中吳先生的一段逸事:“他曾在不同場合對我們兄妹幾個都說過,在他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著述里,他最喜歡的就是這本”,不覺使人掩卷遐思。先生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卻如此輕描淡抹自己的累累碩果“為數不多”,其謙遜、淡定中呈現的修養宛若一滴水折射出人生的海洋。
不由想起長年與東湖做伴,同樣具有大海般胸懷的我國歷史地理學界翹楚石泉先生的一件往事。約莫是1990年代初,火車臥鋪一票難求。我從北京乘37次列車返漢,剛收拾罷硬臥下鋪,忽見對面中鋪一位較熟悉的年紀70余的長者,這不是石泉先生嗎。昔日我們兩家曾一個小區比鄰而居,一晃有二三十年沒見了,稍作自我介紹,石先生很快反應過來。一番噓寒問暖,隨即我提出和他老人家換下鋪位,說啥石先生都不肯。他話題一轉,幽默地問起我來京有何公干?答才從中央黨校學習回。我又貿然問他怎么會睡硬臥中鋪?當時石先生已具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常委、省政協副主席、資深教授等一堆頭銜,如以世俗的眼光衡量此事確顯反常。石先生含笑道:他這次來京是參加民進中央全會的,盡管會務組再三承諾他遲兩天設法辦妥軟臥,因急著趕回學校給為他出差耽誤了幾天的博士生補課,就顧不上了,而且此硬臥還是多虧其他來開會的人讓出的。石先生自嘲:中鋪挺好,既不再往上爬,又不像下鋪怕人打擾。就這樣列車開往武漢近20個小時里,讓我幸運地陪伴著石先生,在與其海闊天空自由自在愉快地閑聊中,始終被先生風趣的談吐、淵博的知識、豐富的閱歷、人格的魅力感染著。
前一陣,多年未謀面的另一好友自深圳抵漢出差,送我一本敘述他父親世紀風云的著作,裝幀精美,愛不釋手。其父韓德培先生為享譽海內外的國際法學界泰斗,久居東湖一隅,治學嚴謹。早年先生赴北美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留學,橫跨太平洋無懼風雨。后來經年曲折之坎坷,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均屬罕見。1970年代末,重新恢復工作的韓先生矢志不渝,為推動我國的法制完善和法治建設,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先生一向寬以待人、嚴于律己。1950年代初許多與他資歷相同、學術水平相當的人,在其他高校都評了至少是二級教授,而身為學校教務長的韓先生只同意將他定為三級。他愛才惜才、甘當人梯,提攜后學從不因個人喜好影響對人才的選拔使用。
故事到此該結尾了,思慮再三應寫點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又是個心胸勝似大海的妻子,她就是韓先生夫人。這位無職業的家庭婦女,在韓先生低谷時,甚至一度幾年斷絕經濟來源的狀況下忍辱負重。一面靠韓先生的朋友接濟些許,一面不顧舊時包裹的小腳,每天清晨從湖邊的家中,走至幾公里外的街道口縫紉廠鎖扣眼補貼家用,以弱女子的微薄之力,不僅幫助韓先生重新站了起來,而且鼓勵當時三個年幼孩子挺胸成長。1990年,作家李延國發表的報告文學《太陽還沒有落山》中,特別提及韓伯母:“有誰像這位中國婦女那樣忠誠地體現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誰像這個普通女性護法神般地維護著一個法學家的尊嚴?她胸前沒有獎章,心中卻存遠志。”童年時遇上和善的韓伯母,苦厄從未形于色。也許受父母的話激勵:“好漢打脫了牙,合血吞,”熬過嚴寒的孩子們都很陽光,學有所成。恐怕沒有什么比這更令韓先生夫婦欣慰的了。
如今再回到東湖,湖上帆船點點,湖濱路連遠方。古人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但愿每個人的那一方故園的“東湖”之水,都能匯聚條條江河,奔向浩瀚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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