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襄古道碑 今日仍指路

清代指路碑。 （荊門市博物館 周偉 提供）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胡祎

9月28日，襄陽至荊門高鐵開通。繼戰車、驲車、汽車之后，千年荊襄古道迎來時速350公里的鋼鐵飛龍。

“襄荊高鐵的路徑與荊襄古道、207國道等高度重合。”《荊襄古道》作者、荊門市社科聯研究員李柏武說。

往事越千年，鋼軌下隱約可見荊襄古道蜿蜒的千年軌跡。

“去年底，我們在襄荊高鐵荊門段附近發現了一塊清代指路碑。”荊門市博物館干部周偉向湖北日報全媒記者披露碑文內容，“指路碑，大清光緒拾二年，南至鹽池廟拾伍里，西至象河拾伍里，北至曾家集拾伍里，楊士富施。”

這是一塊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年）設立的指路碑，由楊士富出資修建。碑文標注了三個方向的里程：南，距鹽池廟15里；西，距象河15里；北，距曾家集15里。

“這塊碑文印證著襄荊高鐵穿越之地，曾經也是車水馬龍。”周偉說。

這條溝通南北的交通命脈，如同一條時光紐帶，串聯起春秋戰國的商旅馬幫、秦朝馳道的車馬喧囂、唐朝驛站的燈火闌珊，直至今日高鐵呼嘯而過。

作為呼南高鐵通道的關鍵段落，襄荊高鐵北接鄭渝、漢十高鐵，南聯滬渝蓉、荊荊高鐵，使荊襄古道這一千年南北大動脈，以嶄新的姿態融入中國“八縱八橫”高鐵網絡。

“楚國先民沿漳河而行，走出了最早的荊襄古道。”李柏武介紹，楚國人的祖先受分封來到湖北。彼時楚人沿襄陽、南漳、遠安、荊門而行，抵達今天的荊州，而后又通過這條路“逐鹿中原”。這條路，既可借漳河水運之便，又能避開山地險阻，在當時也被稱為“夏路”。

“這條‘逐鹿中原’的生命線，不僅承載著楚軍的戰車，更運送著絲綢、青銅與楚文化的精髓。”周偉介紹，從荊襄古道周邊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來看，相當一部分是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典型器物。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古道迎來第一次“升級”。權縣（荊門）、遠安等新設縣邑如珍珠般綴在道旁，官道寬度可容六車并行。李柏武特別指出：“秦楚道”的誕生，標志著這條古道正式納入國家交通網。

至唐代，古道完成最終定型——基本與今天的207國道高度重合。李柏武感嘆，唐朝的興盛，決定了荊襄古道幾乎代代沿用，不斷維護。趕考、經商、打仗，這條路在京杭大運河投用之前，一直發揮著南北大動脈的作用。

“在古代，長江是天塹。荊州之地，江狹洲多，最適合渡江。上下游在荊州上岸，趕往北方的都城，由此說明荊襄古道在歷朝歷代具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功能。”李柏武感慨，從民國襄沙公路的裁彎取直，到今日高鐵的穿山越嶺，變的是速度與效率，不變的是連接南北的使命。

他介紹，這條襄陽—宜城—荊門—荊州的千年通道，曾是帝王將相的事業場——公元208年，劉備“攜民渡江”的仁義之師，曹操沿其鋪展統一藍圖；在軍事棋盤上則是“南北勝負手”，關羽水淹七軍的謀略、岳飛收復失地的壯懷，都凝固在古道兩側的殘垣間。

當唐詩宋詞在此流淌，它化作王維“襄陽好風日”的山水畫卷，杜甫“即從巴峽穿巫峽”的歸心箭矢；當商旅駝鈴在此回蕩，它又成為茶葉絲綢的“南方絲綢之路”。如今，高鐵鋼軌正以350公里的時速，在古道地層上書寫新的文明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