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穿世事浮沉中的人性幽微 ——評長篇小說《隱痛者》

□ 蔚藍

湖北作家馮慧的《隱痛者》這部長篇小說，給人的先覺印象是意在筆先。“隱痛者”這一稱謂，是被定義的，引申了醫學上的概念，是一種不明顯的難以描述的疼痛感覺。據此去解析題旨，“隱痛”應該是一個很有張力的敘事話語。如馮慧自己所說，“每個人身上都多多少少地帶有隱痛，這種痛是永遠無法與人言說的，人們帶著這種痛苦生活著。也許這種痛會激勵你，也許它會毀滅你，不管怎樣它將永遠和你在一起。”小說的思路大抵由此觸發。

這是一個深具人文關懷的視角，這種指向性的選擇，意味著馮慧的想象和敘事，主導趨向必定是“向內”的，她由隱痛介入當代生活深層的精神層面，探入人的內在傷痛縱深。《隱痛者》的取材和情節書寫并不給人很強烈的眼目刺激和情緒沖擊力，馮慧依然是溫婉的，她只是以女性的細膩善感，讓讀者跟隨她圓熟的筆觸，走近生活中的某一類人，距離切近地進入他們的生存層面，去感知和理解被她歸之于“隱痛者”的這一群人，借助于人物的生活表象和心理狀態，傳遞出她對中國社會情勢的認知以及對人性的思考。

這一書寫是有難度的，因為“隱痛者”是個帶有形而上或說是具象意義的隱喻性話語，如何在小說中把相對抽象的概念還原成生活中具體的形貌心性各不相同的人，像主人公岳爭光、屠蘇，也包括他們的父母和祖輩，他們作為“隱痛者”群體所提供的個體生命經驗，能不能支撐起這樣一個題旨。幾代經歷過不同的社會歷史進程的人，他們各自所經臨的時代政治語境、家庭背景、學養環境、個性稟賦、生活際遇都不盡相同，怎樣從這些人物身上遮蔽著的精神困境中去發掘意義；怎樣通過對這類人物的書寫，擴展自己的創作視野和小說的容量，并且將整個歷史進程的社會政治形態和時代變遷貫穿其中，是馮慧必須面對和深思的問題。這就要求馮慧在敘事目標上就不能只受限于對人的一時一地的生活形態的記錄，而是要在一個較大容量的作品空間中容納思考之光的穿越。書寫“隱痛者”，就要追索病史，叩問病源，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和現實的時空背景中，去考察個人或是社會的病因。而這些都需要馮慧花費相對多的工夫去進行探究。

小說從一大早就情緒崩潰的岳爭光開筆，他受過大學教育，在中學時就自作主張地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很勵志的岳（要）爭光。他執著于成功，想出人頭地。滿懷大志的他不甘在大國企工會清閑地混一眼就望到頭的日子，選擇離職去自己創業，結果涉足商海遭遇詐騙，后又開辦文化傳播公司，終是不了了之，創業無果還賠凈了手上和家里所有的錢。才三十三歲的他，早早進入了油膩的中年，頭頂毛發稀疏、眼神陰鷙。每天宅在家里無所事事，吸煙酗酒吃泡面癱睡沙發，自閉躺平不想與任何人交流，而且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長期失眠要依賴在網上與人下圍棋度過難挨的夜晚。困擾他的是內心的不甘和失敗者的焦慮，還有源自對拋棄他的高干父親的仇恨，陷于精神窘境中的他，在過度的自我折磨和壓抑中成了廢材。

與岳爭光相映襯的女主人公屠蘇，外表看上去氣質高雅，衣著光鮮亮麗，在眾人的印象里是一個成功者的形象。她的人生履歷非同尋常，紅三代的家族背景，留學法國，擁有美國CPA注冊會計師證書，曾就職于著名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兩年后回國創辦了天馬會計師事務所，成為令人矚目的屠總。他倆的交集是在一次意外的電梯事故中，兩人互為施救者和被救者，也就此開始了他們之間命運和情感的糾葛。他們倆，一個失敗者，一個成功者，看似活在兩極，卻都深陷于自我的精神困境中，承受著難以言狀的心靈和身體上的痛苦。屠蘇在中學時就被心理醫生判斷有抑郁傾向，曾不止一次地嘗試自殺；岳爭光也幾次站在陽臺上想縱身一躍，為救贖自己，兩人都去看過心理醫生以求得療救。類似他們這種在人的生命過程中由痛苦累積而成的心理病癥，沉潛在許多人的生命中，時不時地在人的潛意識和身體里作祟，甚至抑郁成病令人痛不欲生。

馮慧并不僅是著眼于這一男一女的命運和情感，而是通過他們將兩個家族三代人的命運遭際糾集在一起，也由這些人的社會關系網鋪展開去，契合連接起更開闊的社會生活面。小說中的一眾人物，如岳爭光的母親岳鳳倫、生父，屠蘇的母親，每個人“隱痛”的病因都不簡單，關系到時代政治、家庭等諸多外在因素對人的磨難和扭曲，也與個人的個性心理品質有關。馮慧在小說的人設上是用過心的，作品中塑造了眾多的人物類型，人物關系交錯復雜，恩怨情仇也是多條情節線索扭結糾纏。在閱讀過程中，讓人越來越深切地感覺到對這一主題的表現，不是講好一兩個人的心理創傷故事就能完成，因為每一個案置身其間的年代感不一樣，發生隱痛的痛點也不同。就如造成岳爭光此生精神困境的諸多因素來自他的原生家庭，他自小極度憎恨身居高位拋棄了他和清潔工母親的父親，這種拋棄以及由此所遭受的社會歧視和不公，形成巨大的陰影覆蓋了他的童年。他之所以從小發奮爭氣就是為了向父親復仇。報仇未果且成年后所有的努力奮斗屢屢受挫又加重了身心的“隱痛”。屠蘇則占據了時下女性所有的優勢，長相漂亮又絕頂聰明。爺爺是老紅軍，母親曾是部隊文藝兵，幾代人住在軍隊大院里，享受著特權。屠蘇的出生也是這種特權所賜，來自農村的漂亮的母親，為改變命運屈就于有智力殘缺的軍二代，母親的不甘和父親的暴力，以及同學對其智障父親的嘲笑，使她從童年起就背負上沉重的精神負擔。馮慧最終還是通過合理的敘述，讓這些“隱痛者”在內在努力和外部的助力下，漸漸走出了心理困境，有了比較陽光的結局，盡管這在現實中并不一定全能成真。

寫這部小說激活了儲存在馮慧生命中的所有記憶，讓她能帶著有閱歷的眼光切入經驗中的復雜狀況，有心于生活中那些有各種心理創傷的人，將“隱痛者”作為對這一類人的社會病理性的標識去鋪陳小說，審視和記錄在時代的變遷中人性各異的幽微，同時將許多歷史大事和世相百態容括其中，小說由此增添了歷史的厚度和現實的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