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田子渝教授
圖為：湖北黃岡回龍鎮浚新小學舊址
楚天都市報記者賀俊通訊員魏旭平李逸劉淑儀
整整一百年前的武漢，五四運動風云激蕩，愛國狂飆席卷全城。“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高屋建瓴總結了五四運動。這場運動雖然爆發于北京，但武漢也是五四運動的重鎮之一。”昨日，五四運動研究專家、湖北大學資深教授田子渝收看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后說。他的《武漢五四運動史》一書正在進行第二次再版，過去40年來，他翻遍了1917年至1925年間相關武漢的文史資料。一百年前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在他的敘述中一一展現。
江城狂飆驟起愛國激情熊熊燃燒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在這一點上，武漢和全國的進步青年是一樣的。”田子渝教授說。隨著北京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游行示威，愛國主義的浪潮也在短時間內席卷江城。
1919年5月6日，《漢口新聞報》率先報道了北京愛國學生舉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同日，江城另一大報《大漢報》頭版以《北京快電》為標題，報道這一消息，并發表短評《中國可以不亡》。當時，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正擔任中華大學附中部主任（校長），他連夜與該校中學部三班學生林育南商議響應，起草并油印了600余份愛國傳單《勿忘五月七日之事》。
5月7日是國恥日。在五四運動的背景下，中華大學聚集了6000多名學生，惲代英的愛國傳單引發強烈共鳴：“有血性的黃帝的子孫，你不應該忘記四年五月七日之事”“那在四十八點鐘內，強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協約的日本人，現在又在歐洲和會里，強奪我們的青島，強奪我們的山東，要我們四萬萬人的中華民國做他的奴隸牛馬”……
5月9日，武昌各學校學生代表齊集中華大學，并公推惲代英起草宣言書，聲援北京學生。次日，中華大學、武昌高師等15所大、中學校代表舉行茶話會，決定與北京學生采取一致行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隨后，武漢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
學生冒雨游行鎮壓難擋洶涌洪流
1919年5月18日，武漢3000多名學生集中在閱馬場，舉行第一次愛國大游行。“惲代英的日記里記載了這個激動人心的過程。”田子渝教授告訴記者。當時，學生們手持寫著“爭回青島”“滅除國賊”等字樣的旗幟，從閱馬場出發，經過武昌路、撫院街（今民主路）、司門口，轉長街（今解放路）、大朝街（今復興路）復至閱馬場，一路呼喊口號，一路散發傳單。市民們紛紛端茶送水，一位人力車夫振臂高呼“學生萬歲！”
5月20日，武昌文華大學、文華中學、圣約瑟學堂、博文學院、文華童子軍等教會學校1000多學生，舉行示威游行。行進到督軍署前時，突然下起大雨，但仍秩序井然，無一人離隊。
得知學生要響應北京、上海學生的總罷課，6月1日清晨，湖北督軍王占元派出大批軍警，包圍各主要學校，每所學校大門口都有百余軍警把守，武昌街頭也布滿軍警。但學生們沖開軍警的封鎖線，從糧道街、巡道嶺、曇華林沖上大街，匯合成洶涌的洪流。
一時間，武昌處處都是飛舞的傳單和正義的吶喊。王占元命令軍警鎮壓，30多名學生受傷，數十人被捕。武昌高師學生陳開泰的右大腿和文華大學一名學生的手掌被刺刀戳穿。
6月3日，中華大學數十名學生在暴雨中上街，散發傳單，發表演講。保安隊進行鎮壓，4名學生重傷，5人輕傷，7人被捕。
商人罷市支援運動走向各界聯合
“六一慘案”和“六三慘案”轟動全國，武漢愛國力量空前凝聚。
1919年6月10日上午，漢口數十家商店首先罷市，有的商店門首書寫“國恥痛心，休業救國”。武昌律師公會副會長施洋在律師公會的緊急會上，提出援助學生的議案。接著，律師公會代表受傷學生提出公訴。武漢商界通過漢口各團聯合會、漢口總商會、武昌商會等團體，舉行臨時會議，譴責軍閥的倒行逆施，開展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活動。
這一天，武漢的報紙刊登了北京政府批準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辭職的消息，武漢人民歡欣鼓舞。
6月11日，漢口租界區、二碼頭、華景街（今華清街）、前后花樓及后城繁華區的商店，紛紛罷市。
6月12日，武昌全城罷市。
工人階級也在行動。武漢貧民大工場織機部的工人組織國貨販賣團，每天派10人將本場生產的產品挑上街巷售賣，積極參加提倡國貨運動。
6月28日，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五四運動取得偉大勝利。
武漢成中國共產黨最早策源地之一
五四運動之后，武漢大批愛國人士重新思考：中國究竟該走什么道路？“惲代英曾說，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是在‘黑山谷里摸黑路’。武漢地區的第一批共產黨人，都是在五四運動的洗禮中成長起來的革命者。”田子渝教授說。
惲代英在思考中，逐步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1年，惲代英等23位革命青年聚首湖北黃岡回龍鎮浚新小學，成立有中國共產黨萌芽性質的共存社，毛澤東創辦的湖南文化書社也派代表易禮容參加。
“共存社意義非凡，幾乎與中共一大同時出現。”田子渝教授介紹。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與共產國際聯系密切，但共存社卻與共產國際沒有任何聯系。惲代英等青年自覺地以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自覺組織成立具有無產階級性質的團體，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勢在必行。
出生于紅安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董必武，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也看到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在潛江人李漢俊的引導下，他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并于1919年8月來到武漢，創辦武漢中學，通過辦報、辦學校，走上了“堅信馬列志不移”的革命道路。“五四運動啟發了惲代英、林育南、劉仁靜、董必武、陳潭秋、李秋實等革命青年，讓他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田子渝說。這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組織基礎，使武漢地區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共一大上，13名代表中有5人是湖北籍，在省籍人數上位居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