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系主任 杜立暉
“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在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諸多載體中，古籍善本無疑是內容最豐富、價值最高者之一。當前經過全國古籍普查以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修訂等工作，我國古籍善本的家底已基本摸清，這使得對相關古籍的保護、修復更具針對性。同時，文化部、國家圖書館等部門陸續推出“中華再造善本數據庫”“中華古籍資源庫”等項目，為實現我國古籍善本的數字化邁出積極步伐，為相關古籍的利用提供了便利。
以數字化作為古籍善本保存手段是時代發展必然趨勢
在我國存世的善本古籍中，宋以前的寥寥無幾，而宋代古籍今亦非常稀見，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之稱。之所以更早期的古籍會逐漸消失，多與戰爭、自然災害、鼠嚙蠹蝕及生態環境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有關。從這一角度講，時間久遠的古籍漸次消亡是不可逆轉的規律。為了能讓相關古籍保留下來，縮微膠片成為重要的手段之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的帶動下，我國各大藏書機構便開始了古籍善本的縮微膠片制作工作。在數字化時代來臨之前，縮微膠片成為了保存古籍的重要方式。
但縮微膠片有其不足。一方面絕大多數縮微膠片為黑白膠片，全真彩色膠片的數量非常有限。而在黑白膠片中，古籍原有的朱書、藍書等彩色信息，甚至包括一些較淡的墨書，往往都無法顯示。同時，縮微膠片僅復制了古籍的正面，對于公文紙本文獻等雙面書寫古籍的背面，卻未予關注。因此，目前縮微膠片所能提供的古籍信息量不夠全面，且清晰度有限。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古籍善本都擁有縮微膠片，雖然至今已對數萬種古籍進行過縮微處理，但相較于19萬種左右的古籍而言，膠片的數量依然不足。
相對于縮微膠片，經過高清晰數字化處理的圖片，可以更全面、真實地反映古籍的文本信息。因此，在當今數字化的時代背景下，利用數字技術對相關古籍善本進行高清晰處理，無疑是保存古籍有效的手段，而從當前歐美等國家的做法來看，這也是當今世界保存古籍的新趨勢。
數字化是解決保護與利用的最佳方案
古籍的保存，其最終目的是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服務，而要實現文化的傳承，古籍必須得到利用。然而，古籍的保護和利用卻是一對矛盾體。對古籍的保管機構和管理者而言，其重要職責是盡可能地使古籍不受損壞，讓古籍更久遠地保存下去。因此，相關機構不僅建立了較為嚴苛的閱覽規章，如國內外比較通行的做法是，凡有縮微膠片者，不允許查看原書，甚至有些年代久遠的古籍即使沒有膠片也基本不能查看原書；而且，在濕度、溫度等不達標的情況下，不允許查看原書，且只能抄錄，不能拍照等。而且，有些藏書機構視某些古籍善本為“鎮館之寶”，不允許出庫，也即無從閱覽。為此，蔣寅先生曾發出“只有使用才能實現古籍文獻保存”“只有使用才能使古籍獲得最完整的保護”的呼吁。
古籍保管機構和管理者是古籍的守護者，而閱覽者、使用者，則是古籍承載文化內涵的發掘者、傳承者、傳播者，兩者對于古籍善本而言，都非常重要，古籍善本的保護和流傳，缺其一而不可。然而，在當前縮微膠片所提供的信息不足，古籍原件查看又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勢必造成保護者與利用者之間的矛盾。
要解決這一矛盾，古籍善本的數字化無疑是最佳方案。通過對古籍的數字化掃描，一方面可以使相關古籍免受閱覽帶來的傷害，更好地保存古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讀者全面了解相關古籍的文獻信息。同時，數字化的傳播平臺還可以使讀者足不出戶即可實現對相關古籍的閱覽，這大大節約了時間和人力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
古籍善本數字化將助推新時代文化繁榮和學術發展
古籍善本之所以廣受學界、社會高度重視，主要源于其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獨一無二的文化內容。雖然當今我們已擁有《四庫全書》、多種漢籍、古籍等數字化平臺，但一方面相關數字化平臺所使用的古籍往往并非是善本，即使有些善本被收錄其中，如《四庫全書》等，但該書的修撰者卻對所收古籍進行了修改，一些古籍已失其原有面貌。另一方面，古籍善本中的很多孤本、珍本等至今未曾面世，其所載錄的有關信息也無從得知，而有些已知善本，其相關信息沒有得到充分發掘。因此，將古籍善本數字化，使其所載信息全面、清晰地展現出來，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從目前成功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數字化帶來的魅力。如上海圖書館藏宋刊元印公文紙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一書，經數字化掃描，在該書紙背發現比較完整的元代戶籍文書300多葉，涉及元代湖州路700多戶的戶口登記問題。這是近代以來有關元代戶籍冊的第一次大規模發現，其對于元代戶籍制度研究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和意義，對于元代經濟、政治制度等研究同樣也具有重要意義。再如，經過數字化掃描處理的還有上圖所藏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后漢書》、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明公文紙藍印本《毅庵奏議》等古籍善本。目前從前兩者的紙背發現了明代“小黃冊”文書，雖然“小黃冊”此前已有發現，但此次發現為明代黃冊制度研究提供了許多新信息，而在后者紙背發現的明代文、武官考語冊，則屬于首次面世，對進一步認識明代官吏考核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經過全面的數字化處理，古籍善本本身的文本信息不僅得以彰顯，且將其附帶的批校、題跋、印章、紙背文獻等信息也有效地展現出來。大量新信息的出現，必將為今后的學術研究提供廣闊的沃土，也必將為新時代中華傳統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數字化是海外漢籍回歸的有效方式
世所悉知，由于種種原因，自近代以來我國有大量的古籍流失海外。如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藏有漢籍達105萬余冊，所藏善本近2000種；再如日本的靜嘉堂文庫，也是聞名于世的漢籍收藏機構，僅其收藏的宋元本古籍就有250多種。
這些珍貴的漢籍善本，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注意，如王重民先生編纂出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等漢籍目錄。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學界對域外漢籍的關注、研究日增，尤其是在我國傳統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備受關注的今天，如何讓這些漢籍善本“回歸”，成為了學界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
目前看來，除了紙本文獻的回購、復印之外，相關文獻的數字化處理不失為行之有效的手段。如從2010年開始，國家圖書館等機構與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開展了相關古籍善本的數字化合作項目，計劃對該館所藏4200多種漢籍善本進行數字化處理。目前，相關古籍的數字化已全部完成并成功上線，讀者可以免費下載、瀏覽，這為古籍善本的利用提供了極大便利。因此，推進海外漢籍善本的數字化，無疑是目前實現相關古籍回歸的有效方式。
古籍善本的數字化，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目前古籍善本的數字化雖已起步，但距離人們的期待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今后還需做好頂層設計，加快推進，避免重復建設，既要實現所有古籍善本的數字化，也要實現古籍善本的全面數字化，即不僅僅關注善本的正面，也要對其紙背文獻等加以處理。同時，還要有國際視野，將海外漢籍善本納入數字化的范疇，通盤考慮。相信隨著古籍善本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中華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必將迎來新的發展階段。（杜立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