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連元（評書表演藝術家）
我8歲那年，在天津南郊咸水沽鎮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按說，一個八歲的孩子對一個國家新政權的建立不會產生什么認識和思考，但那時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我永生難忘。
1948年，我父親帶全家到咸水沽鎮說書演出，當地一個地痞叫王六兒，聽書不給錢還張口罵人。父親深知，舊社會闖蕩江湖的說書藝人是社會底層的弱者，無力反抗流氓、地痞的欺辱，于是找到了善于“打和”的“范爺”，經一番說和，父親出錢在飯店里請了一桌，才算平息了這場事端。聽書不給錢還罵人，封臺、搗亂，最后還得請他吃飯，這件事使我們全家人心中都挽起個疙瘩，難以解開。
轉眼到了1949年，天津解放了。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年冬天，津南咸水沽進駐了“土改工作隊”。街道主任安排在我家外間的閑屋住了四個工作隊員，他們都是穿著灰布棉衣的共產黨干部。自從他們一住進來，就天天幫我家挑水、掃院子，他們經常開會很晚才回來，但我們一點也聽不到他們的腳步聲。爸爸說：“這共產黨的官，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
沒過多久，在李家書場召開了一個“坦白大會”，公審地痞流氓王六的罪行。當時書場里座無虛席，立無寸地，全鎮的群眾爭先恐后地揭發王六的惡行，其中也有人揭發了他聽書不給錢還訛頓飯吃的事情……他就是這個鎮子的公害。最后，工作組宣布定他為壞分子，勞動改造，定期匯報，天天要拿著掃帚掃大街，收拾垃圾……很多群眾說：“這就叫，當報不報，時候沒到，共產黨一到，壞蛋全得報！”
我全家人的心結終于解開了，這個國家還是講公理的，這個政黨是讓老百姓順心的。
新中國給我一個對中國共產黨的全新認識。
父親的一生中經常好說兩句話，一句是“下苦功，長能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另一句是“要想人前顯貴，就得背地里受罪”。這是江湖藝人的最高奮斗目標。然而，我在20歲就參加了文化主管部門屬下的專業文藝團體“本溪市曲藝團”，成了革命隊伍中的文藝工作者。領導經常要我們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我們的任務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再不是為了“顯貴”，為了“吃喝”而工作。這是一個世界觀和思想認識的提高，文藝應該為人民，而不是為自己。
因而我們團經常下鄉、下廠礦、下部隊演出，在這些日常的工作中往往會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1962年，我帶一個演出隊下鄉到本溪下馬塘公社為農民演出。下了火車，我們從公社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往山溝里演，演到盡頭叫“施家大隊”。演完之后，我問公社的文教助理：“全公社的農民朋友都看了演出了吧？”助理說：“基本都看了，還有一戶在緊溝里從來沒看過文藝節目。”我說：“怎么可能，他家沒有收音機嗎？”助理說：“沒有，溝里根本沒有電，他家現在還點油燈。”我驚愕，忙問：“那家幾口人？”助理答：“就一個老太太，原來是四口，老兩口一兒一女，后來，女兒嫁出去了，兒子當兵了，她老伴死了，我們勸她搬出來住，她說什么也不出來，說在這住慣了，不愿意離開，并說要和她死去的老伴做伴兒，她老伴就埋在她家房后頭。按說，她還是軍屬呢。我們照顧她，她不出來呀。”
我決定要為這位沒看過文藝節目的老太太說段評書，于是，在文教助理的帶領下又走了十五里路到了她的家。山坳里，小溪旁，獨門院，茅草房。老太太是個性格開朗、能說會道的人，公社助理向她說明來意，老太太只是點頭，接著我便給她說了一段“隋唐演義”里的評書片段《程咬金賣耙子》。40分鐘的時間，我說得很認真，她聽得很專注，時而發出了笑聲，給一個觀眾演出，這是頭一回。聽完之后，老太太問我：“你說的那個人，后來咋的啦？”我說：“那就等下次來時，再給您說。”于是我們告辭，老太太送到院門外，臉上的笑容包含著感激和感謝。我與文教助理走出老遠，回頭看時，那老太太還站在院門外，望著我們。助理說：“老太太這是感謝呀！”我說：“應該感謝她，感謝她認真地聽了我一段書，她會記一輩子，我也會記一輩子的。”
多年來為解放軍演出是習以為常的事，逢年過節下部隊、進營房，去師部、軍部，搞軍民聯歡已記不得有多少次了，但中國文聯萬里采風去新疆紅其拉甫口岸慰問中巴邊界邊防部隊，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曾上過華山最高峰，峰碑上刻的字是2650米，這里是5300米，恰是兩個華山疊一塊的高度。此處的幾位戰士，入伍當兵就到了這里，叢山為伴，寂寞陪同。我想給他們說個小段，以示慰問。而此時的陪同者湊到我的耳邊輕聲說：“車上文聯的兩個女同志吐得很厲害，咱們得快點走。”
我于是把演小段改成了和戰士們合影照相，然后下車往回走。我們在刻有彩色國徽的中巴邊界的界碑前合影留念。我忽然想到，這個“國徽”恐怕是鐫刻在地球最高處的國徽。我所站的地方可能是國土最高處的國界，俯觀萬里山河，蒼茫大地，油然產生一句：“祖國，你真偉大！”
為工人演出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到煉鋼爐前，到煤礦工人的坑口，為工人們演出已記不得有多少次，記得最深刻的，是20世紀初和中國文聯采風團到徐州礦務局采風，為了體驗生活，我與幾個畫家、詩人、音樂家還有常寶華先生一起坐電梯下到1200米深的井下巷道，我在本溪曾經下過井下參觀，但幾位畫家、詩人，包括常寶華先生在內他們都是頭一次到井下，對井下巷道的環境既新奇又陌生。原來是安排大家坐地下通勤車的，不知是哪位隨意問了一句：“工人同志們他們怎么走？”陪同者說：“他們多數不坐車就走著走。”于是有人說：“向工人同志們學習，我們也走著走。”于是我們便和工人一樣亦走著走，走了好長時間，大家都有點累了，有人問了一句：“快到了吧？”“快了，走了一半啦！”此時常寶華先生說：“看這個距離呀，能趕上公主墳走到天安門啦！”大家都笑了，我們終于走到了工人們干活的地方——“采煤掌子面”。采煤工人每人手持電風鎬，在機器轟鳴中，在頭盔上的礦燈映照下，把壁上的煤層一片一片地剝落下來，工人們的面部被煤的灰塵掩蓋著，看不出每個人的真面目。這就是一線采煤工人，他們在黑暗中拼搏流汗，送給人們的是光明、熱能和動力。
由于我們到此參觀，采區的工人們暫時休息了一會兒，借此機會我給一線采煤工人說了一段評書，常寶華先生也說了段單口相聲。這種演出，我覺得比任何大劇場、體育館、電視臺、電臺演出都有意義，因為它更真實，更直接，更貼近、更受感動。
新中國給了我為工農兵服務的場地，也給我提供了感受和思考的學習體會。
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隨著新中國年輪滾動、發展變化，我自己也有了變化，我由少年變成老年，由學藝者變為從藝者，幾十年來，回首以往，亦莫有些許成績，比如在幾次全國曲藝比賽中，我得了一等獎；1991年我獲得了文化部和人事部聯合授予的“首屆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獎；首開了《電視評書》欄目，201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寫的《評書，表演藝術》全國高等院校曲藝本科教材。緣于此，我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北京評書代表性傳承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這一切說明，新中國給了我很高的獎勵，也是很大的鼓勵，這是催促我前進的動力。
由于我是說書人，翻看很多史書和史料，我為我國的悠久歷史、博大精深、英雄輩出、智慧宏遠而感到驕傲。
中國歷史上有350多個皇帝，他們有的壽長，有的命短，有的創建了開明盛世，使社會前進；有的昏庸無道，又使社會后退。但到了近代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蒙受了歷史上空前的屈辱，是清王朝的腐敗無能造成的。國家的衰亡，導致了智者的奮起。是中國共產黨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建立起一個新國家。今天的共和國不同于歷史上任何的改朝換代，歷史上的朝代，是新皇帝替代舊皇帝，新中國是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
管子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正因為我們有順民心的政策，才換來我們今天的科技發達，自主創新，經濟發展，人民樂業，令世界仰視，引國際看重。這就是新中國給我的一種信念——中國必強！中華民族必興！
